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最新数据，让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光电技术实验室主任又喜又忧。
可喜的是，过去五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总体稳步上升，2022年增长到36.7%，创五年新高。 令人担忧的是，其中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科研机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13.3%。
“只有3.9%！ ”调查发现，目前高校和院的成果与企业需求不一致，存在大量“沉睡”的专利，“有货没有市场”。
一时间，我国科技领域论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2022年热点论文数量首次取得世界第一的傲人成绩。 表示，这表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基础研究上的创新成果并不等同于生产力。
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的工作建议表示：“科技政策必须聚焦自立自强。” 多位代表委员认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让更多创新成果从“书架”上“架子”，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
那么，象牙塔里的科研成果为什么“沉睡”，应该如何唤醒它们呢？
有的政策一边踩油门一边踩刹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航天三江铮科激光副理事长、总工程师闫大鹏曾任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他知道科研人员的职称成果面临着“不敢转”“转不过来”等诸多问题。
他举例说，财政资金投向研发过程中形成的资产，比如发明专利等无形资产和装备安装等有形资产，如果不能顺利赋予技术发明人权力，就会严重影响科研人员的创新欲望和创造性，造成创新资源的浪费。
2015年，我国将修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称为中国版百度法案，在科技成果与市场之间建立快速通道。
近八年来，市场上确实出现了不少科技成果。 但闫大鹏认为，这还不够，距离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有关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法、公司法等上位法距离最后修改已经很久了，有必要尽快推进相关现行国家级法律的修改。 ”闫大鹏表示，比如，没有明确规定财政资金对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如何处置，所有权处置如何直接导致科技成果转化。
目前主要在企业从事科技创新工作，而闫大鹏因为是兼职教授，也经常去大学和科研院所。 他发现，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以减轻科研人员负担的政策，但往往“踩着油门踩着刹车”，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成果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容易出现“恐慌”。
一个具体问题是财政预算一体化等“一刀切”的经费管理模式。 闫大鹏说，它们把高校、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作为行政人员进行管理，把科研经费完全等同于行政经费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研人员创新创造的动力和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船舶集团七二五所所长王其红也表示，目前国家还没有与国有科研院所出台投资指导文件，科研人员很难享受股权激励带来的利益。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当国有科研院所科研创新成果具备一定产业转化条件，拟设立科技产业公司加快产业化进程时，过程中不能引入职工股权，持有人身份应进一步放宽。
闫大鹏感慨，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低，已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通过引入“科研法人”制度，为高校、科研机构的战略科学家或首席科学家及其科研团队制定项目研究计划、选择技术路线、管理科研经费、选拔团队人员、设置科研岗位、职称评审、绩效评估、薪酬福利、成果福利
“我们要从顶层制度设计上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中核心技术发明人权责匹配等瓶颈问题，让科研人员有责任感、有获得感，从而真正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潜力和活力。 ”闫大鹏说。
“从1到10”成为亟待突破的卡点
从事机器人的研究多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员赵晓光表示，科技成果“一巴掌拍不响”，需要在供需两方面发挥作用，但目前两方面的动力和能力都不足。
企业是成果转化的需求方和受益方，但赵晓光调查发现，目前一些企业只满足眼前的市场需求，没有更长远的规划，没有把企业发展与国家战略发展紧密联系，企业高质量的人才储备也不足，挖掘企业的真实需求
科技成果的来源大多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主要科技力量和人才也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 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它们的研究课题大多面向世界前沿领域，从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尚不健全。
赵晓光告诉记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研究成果，在为企业服务的过程中，需要科研人员深入企业了解实际情况，定制满足企业需求的解决方案，组织科研团队与企业密切合作，克服困难，将技术成果落到企业手中实施
遗憾的是，这一落地实现成果转化的过程费时费力，而且没有得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重视，使得科研人员没有足够的动力深入开展转化工作。
更为严峻的是，科技成果难以突破从样机到小批量测试的“卡口”。
赵晓光20多年的科研经验表明，科技成果从一个创意(0个阶段)到样机研制成功(1个阶段)，都有国家科研经费的支撑，科研人员通常依靠部门和团队的力量，攻关完成，通过样机
因此，从样机(1个阶段)到小规模应用测试阶段(10个阶段)的困难要大得多。 该阶段风险大、投资高，需要完成实验室样机的工程设计、外观设计、成本降低、性能测试。 这一阶段可能需要发现样机成本过高、市场需求点不准确、技术先进、市场尚未培育等问题，进而优化或重新开发样机。
“从这个角度来说，科技成果‘从1到10’比‘从0到1’更难。 ”赵晓光表示，在成果转化的道路上，“一至十”阶段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突破的卡位。
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一至十”的“中间环节”链条不完善，缺乏实施专利产业化的高端专家、资金、设备和场所，是科技成果转化当前面临的障碍之一。
通常，创新技术从原理突破和实验验证到产业化落地，中间仍需要持续多年，不断优化迭代研发过程。 他告诉记者，这个过程的研发不应该由大学和院的专利权人承担，目前大多数中小零星企业也不一定有相应的研发能力。
“连接两端的中间环节缺失，专利产业化链条断裂。 ”说。
他建议加强对“一至十”项目的支持，优化人员考核机制，支持政府主导的产业基金、社会资本更多投资中级项目，支持中小零星企业承接和参与国家科技项目。
赵晓光也提出了丰富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渠道，解决从原型到小批量应用测试的卡点。 她表示，相关部门可以制定样机小批量试制和测试支持政策，在纳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畴的基础上，设立小批量试制产业共同基金。
急需一批既懂科技又懂市场的人
在采访过程中，“桥梁”是代表委员会提到的高频词。
表示，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产业化率低的原因，不是专利技术含量不足，不是专利技术前景不乐观，而是成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不够，转化环节和链条还不够。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48.7%的受访企业专利权人反映“缺乏高端专业人才”是制约企业专利产业化的最主要原因。
“这里的高端专家是成果和市场之间的重要‘桥梁’。 ”表示，这些高端专业人才包括技术经纪人和创新技术产业化专家等，能够迅速沟通供给方和需求方，即掌握自己专业领域发明专利的技术和原理，做出成熟度和实施价值的研判，适应企业需求，进行专利技术产业化研发
因此他建议加强专利产业化高端人才培养体系。 在项目和实践中培养了包括技术经理和创新技术产业化专家等在内的专利产业化高端专业人才，打通了其职业和作用的发展通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也提出，要为企业和科研人员搭建交流对接的桥梁——，还是国家层面的。
“建议由政府牵头继续举办多种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实质性产学研合作。 建立国家级对接平台，对接活动“制度化”、“定期化”。 ”说。
他还建议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培育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培养懂科技、技术、市场、管理的技术转移经纪人，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市场化、专业化的全方位服务。
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提出了完善高校专利转化政策体系，更好发挥高校科技创新支撑作用的建议，其中提出“加强转化服务队伍建设，丰富金融财政支撑模式”。
根据该建议，截至2021年底，我国高校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为4.6年，明显低于全国6.9年的平均水平。 这表明高校专利整体稳定性不高，难以吸引市场主体进行专利转化。
部分原因是高校技术转移机构与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合作力度不够。 民进中央在提案中表示，将设立多元化的市场化运营专业服务机构，建立“项目团队专家专家机构人员”模式，技术经理帮助发明人进行专利转化，加强专利转化跟踪。 完善适应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专利转化规律的金融支持模式。
这与提出的“加强专利产业化高端人才培养体系”不谋而合。
他说，以前很多科研人员写完论文后，成果都上了书架，进了柜子，希望以后能打破这种“学术界自我循环”的局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邱朝辉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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