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在上世纪中叶闯入NASA的非裔女性计算员，从事国际政治事务的女性人数远远多过于人们通常看到的女性精英形象，只是在父权制的巧妙掩盖之下，她们被隐藏起来，成为历史无意识的一部分。
电影《隐藏人物》剧照。影片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三位非裔美国女性凭借数学能力将一名美国宇航员送入太空的故事。
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女性何在”？她们为何被遗忘，又如何被忽视？这是美国女性主义研究者辛西娅·恩洛在《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中的追问。在这本书中，她以女性主义视角追踪与重审跨阶层女性生活的国际政治，破除了国际关系研究中权力与社会性别无涉的偏见。
作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经典著作，恩洛在书中批判了传统的父权制以及以精英男性为主导的国际政治。在她看来，我们只有关注那些被掩盖、被边缘化的女性生活，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不同类型的权力如何塑造和维系了当下的国际政治体系。同时，女性主义的视角也让我们重新设定“国际”与“政治”的界限：即便是迪斯科舞厅，也可以是国际政治的一个舞台。
本文经授权摘自《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的第四章“基地女人”，讲述了在军事基地内外扮演不同角色的女性生活。她们当中有洗衣工人、军嫂、迪斯科舞厅的性工作者、应征入伍的妇女和女军官。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她们不被看见，却维系着每个军事基地的日常运作。
正如作者在文中指出的，“默默无闻的基地与因丑闻而突然显现的基地一样都值得女性主义者对其进行性别分析。国际政治不仅仅由危机和丑闻组成。国际政治可以是单调乏味的，权力在悄无声息和非竞争性中转移。这种乏味具有政治性。这种单调具有性别化。”
原文作者 | [美]辛西娅·恩洛
摘编｜青青子
《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美]辛西娅·恩洛著，杨美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军事基地内外的女性
军事基地内外的女人呢？她们是怎么到那儿的？谁从其中受益？每个女人对自己生活在基地或附近是怎么想的？
从基地洗衣店开始说起。她很可能是基地指挥部直接雇用或是私人国防承包商间接雇用的平民。她可能和她清洗的制服、床单的主人——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国家。或者她可能来自当地社区，但具有别国国籍。她甚至可能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一个私人承包商更愿意雇用女性员工的地方。在基地的大洗衣店工作时，她对基地军事人员使用致命武器开展的行动有自己的想法，但会小心谨慎地不大声表露她的政治思想。她可能很重视这份工作，因为这使她能供给孩子或寄钱给家里的父母。或者，她可能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受到了剥削，但觉得无论是基层指挥系统的官员，还是对利润斤斤计较的承包商，都不会听她的。她知道基地上还有其他女人——女兵、女飞行员或女水手；男军官和士兵们的妻子；以及偷偷来到基地卖淫的女人。但是她认为这些女人并不是她的天然盟友。
军事基地是一个复杂的微观世界，依赖于不同的女性：(a)生活在基地的女性，(b)在基地工作但晚上回家的女性，(c)生活在围墙外但与围墙内发生的事情以及当军队里的男女外出娱乐时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可分割的女性，(d)可能生活在基地的千里之外，但几乎每天都通过互联网与基地内的男子联系的女性。关注所有这些女性会让人们对军事基地的国际政治更加了解。
当今，美国在国界之外拥有的军事基地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许多其他国家的人认为美国有资格成为“帝国”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全球军事基地网络。此外，“在自己国界之外”的规范忽略了美国控制的岛屿上的军事基地，这些地方的居民在国会没有自己的投票委员，也没有权利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投票。其他人可能称这些岛屿为殖民地。拿出地图或者旋转地球仪找找关岛。关岛这个太平洋岛屿正迅速成为星球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这是由于21世纪美国军队集结在那里。但是，大多数美国大陆人将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关岛，而且很少考虑住在关岛的男女，这一事实只突出了大多数军事基地具有的性别化的国际政治现实：他们的行动依赖于男女之间特定的互动模式，并且大多数行动被界定为平民监督的“禁区”。
20世纪后期，海外军事基地的扩张创下了新高。苏联在东德、波兰以及整个波罗的海和西亚地区都有大量基地。法国和英国在它们的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也有基地。美国控制了它在19世纪末殖民的许多太平洋和加勒比领地，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日本手中夺取的领土，尤其是冲绳。与此同时，它与苏联的冷战成为美国军方在国会支持下扩大其在冰岛、西欧、中美洲、土耳其、韩国、菲律宾和日本基地的理由。
美剧《本色》剧照。故事发生地为美军在意大利的一处军事基地。
25年后，在21世纪初，苏联不复存在，其波罗的海和东欧的大部分基地已经关闭。然而今天，俄罗斯军方与叙利亚政府和一些苏联国家达成协议，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例如，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的大型俄罗斯海军基地，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基地。法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其帝国统治权，但它仍然在几个非洲前殖民地保有军事基地，如加蓬和塞内加尔，并在马里开设了一个新基地。大英帝国已经缩小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规模，注重缩减成本的英国政府陆续关闭了诸多海外基地。2010年英国军方关闭了其在伯利兹的训练基地，而其在德国的基地将于2019年完全关闭。
偶尔，一个不断缩小的帝国只是简单地把它的旧基地移交给了一个新的全球大国。因此，在2001年，美国人接管并扩大了位于非洲之角吉布提的一个前法国军事基地莱蒙尼尔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以华盛顿官员所说的“反恐战”为借口，国防部为了便于其在非洲肯尼亚、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开展行动，建立了非洲司令部，这是一个新的军事指挥机构（总部设在意大利）。其刚成立的一个基地是尼日尔的无人机基地。美国在非洲的这些基地中，有些是精心设计的大型基地，另一些是临时搭建的。每个基地都依托于美国与东道国现政府的正式协议，但有些政府在政治上软弱无力；允许美军在他们的土地上开展可能会危及政府合法性的行动，虽然这个政府已经风雨飘摇。
同样，五角大楼接管并扩大了位于印度洋领地迪戈加西亚的前大英帝国基地，迫使当地居民背井离乡。在波斯湾，美国军队在巴林、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设有基地。与这三个君主专制国保持友好关系意味着，美国当局对这些国家的“阿拉伯之春”情绪和亲民主运动只表示不冷不热的支持。
所有这些基地都已经或连续被性别化了。大多数基地上都有穿制服的男女。有承包商：小基地上大部分是男性合同工，但大型基地上也有女性合同工。分配到每个基地的男女——平民和军人——都与基地之外有联系，这种联系因互联网的存在变得更加密切，这影响到了那个人（男或女）对他/她在基地上的行为的看法。即使是那些特意远离当地城镇的基地也会激起社会文化的涟漪，塑造当地人对国家、现代化、安全和公民身份的性别化理解。
美剧《本色》剧照。故事发生地为美军在意大利的一处军事基地。
也就是说，每个基地的运作和影响都是由男女的观念和行为以及不同男女之间的特定关系（有意和无意）所构建的。在首都——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巴黎——每一个基地的指挥官和他的（几乎总是男性）上级都制定了一些规则，旨在加强某些重视男子气概和理想女性气质的观念，并管理男女之间的大量日常交往行为。
任何基地——无论是外国军队还是当地军队的基地——都是军事化的，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士兵；由于大多数决定都是根据一个基本准则来判断的，所以它是军事化的：拟议中的规则或惯例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军方的优先事项，而不是环境的优先事项、平民民主的优先事项、种族正义的优先事项、国家发展的优先事项以及妇女权利的优先事项。每一个军事化的仪式、规则和安排都以该国军队的有效运作为首要目标，包括士兵、水手和飞行员操作的设备的良性运转。
军事基地不需要完全军事化。任何基地都有可能被民政当局督促实现其他非军事目标。但这需要那些文职官员——以及投票站里的平民——抵制军事化价值观、军事化给百姓带来工作以及财富的吸引力。许多百姓则接触不到这些军事化的诱惑。只要文职官员和平民选民被军事化，他们就会将军事基地的首要任务视为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事情。
因此，每一项旨在维持军事基地的基本政策都需要考虑到女性主义。这反过来又需要探求每项政策的性别意图及其引起的性别影响：
住房政策
宵禁政策
文职雇用政策
商业政策
卖淫政策
性传染病政策
婚姻政策
性政策
种族政策
这只是军事政策决定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塑造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以及精心安排军事基地内外的男女互动。还有更多：
环境政策
警务政策
司法政策
性侵犯政策
医疗保健政策
娱乐政策
酒政策
道德政策
儿童保育政策
家庭暴力政策
牧师政策
离婚政策
如果列下来的话这个清单会很长，因为管理军事基地需要管理大量关于性别、种族、等级和民族的关系。这些军事政策中的每一项都确保了不同的女性群体在理想状态下的军事中应处的位置。然而，任何军事基地内外的妇女都不能被视为同一类。从指挥官和文职官员的角度看，必须对管理妇女的政策进行调整，将她们的多样性考虑进来。与军事基地相关的女性类别很复杂并且叠加在一起：年轻人、单身、白人、亚洲人、黑人、拉丁美洲人（按照美国军队的分类）、老人、嫁给军官的人、嫁给士兵的人、单亲家庭、父母俱在、有薪、无薪、军官、士兵、平民、护理人员、穿制服的、基地内的、基地外的、值得尊敬的、不值得尊敬的。一些基地政策的目的是确保不同的妇女从事不同的工作。那些政策经常是有效的。
然而，军事基地的性别政策不管是在地理上或是在历史上都不是固定的。随着女性在不同群体间的流动，以及对从军、男子气概、微妙的国家间联盟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军事官员（穿军装的和文职的）也改变了他们性别化的做事方式。当一些妇女彻底改变了对自身、权利、利益和政治能力的理解时，政府官员和指挥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重新设计或简单调整了相关政策。如今，将军们的前妻能像30年前那样轻易地被军队不屑一顾吗？基地指挥官能继续认为在基地附近迪斯科舞厅工作的女性永远不会与该国的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联合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性别政治中，没有一个军事基地是稳定的，即使是那些被栅栏和围墙围起来的几十年来似乎一直顽固不变的军事基地。以女性主义的观点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军事基地进行分析，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性别的视角观察它，即寻找坚持不懈的信念，寻找新的含义，寻找困惑。
种族与性
维持当地军事基地的常态是建立在对男女观念的精细调整之上的。如果本地男性和外国男性、本地女性和外国女性合不来了，基地可能会丢掉常态的伪装。它可能成为民族主义怨恨的目标，这种怨恨可能会颠覆国际军事联盟的结构。另外，当一个基地似乎没有引起争议时，性别政治就在起作用以保持风平浪静。也就是说，由性侵、发现水污染、不断升级的噪音引发的争议，可以拉开伪装的帷幕，揭示通常看不见的性别动态。然而，人们不必等到争议爆发后才探究这些动力。当日常事务占主导地位时，人们可以对基地进行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女性主义者总是对常态感兴趣。
许多英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友好的、无可置疑的、地理上便利的但却是无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的发射点”。他们觉得，他们的国家曾经是一个全球大国，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美国冷战时期武装部队的陆基“航空母舰”。从1948年美国军队重新将军事力量部署在战后的英国到1986年，美国军队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建立了大约130个基地和设施。他们这样做是在英国政府——通常是秘密的——默许下进行的。其中一些设施只是办公室，不经意的路人很难注意到。其他的，像格林汉公地皇家空军基地、莫勒斯沃斯、米尔霍尔和圣洛克，都是成熟的社区，拥有精心设计的设施、重型武器和大量劳动力。
英国大部分较大的基地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建立的。这些在冷战期间更容易被重建，因为它们在20世纪40年代初已经成为英国生活中熟悉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当地就接受它们了。政策制定者必须制定种族化和性别化的政策，让进来的数千名外国士兵对当地平民来说既是可以接受的，又不会冒犯本国国内的选民。在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这意味着可以确保英国和美国的男人可以以盟友而不是情敌的身份在一起工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军官之间政策辩论的一个极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是如何管理非裔美国男士兵和英国白人妇女之间的关系。战争期间，13万名美国黑人士兵驻扎在英国。尽管他们只代表了驻扎在那里的所有美国军队的一小部分，但却成了乡村酒吧、媒体、议会和作战室里激烈争论的焦点。当第一批士兵在1942年到达时，美国军队是一个隔离的机构。然而，黑人已经成为美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民主党政府就职时，感谢北方城市数千名黑人选民，他们的支持从共和党转向了民主党。
1942年的英国社会绝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是白人，他们在其统治之下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民面前，充满了帝国优越感。英国武装部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印度、非洲和西印度群岛都动员了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英国白人男性官员试图以种族和性别来发动那场早期的战争时，他们从性方面考虑过；他们一直努力通过卖淫政策补偿那场所谓“伟大战争”。1920年后，在20世纪40年代初，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当他们坐下来讨论如何确保驻扎在英国的非裔美国男子与英国白人妇女的关系能够加强联合作战时，男性主导的政府都准备好了一套种族上的说辞。
美剧《本色》剧照。故事发生地为美军在意大利的一处军事基地。
然而，英国白人女性有自己的想法。当她们和美国黑人士兵约会时，她们把非裔美国男性和英国白人男性进行了比较。英国女性经常发现前者更有礼貌，更好相处，或许更具“异国情调”。到1943年，一些英国白人妇女生下了非裔美国人的孩子。一些人选择和她们的美国黑人男朋友结婚。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内阁的某些男性成员感到惊恐，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高层讨论已于1942年开始。在全白人、全男性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1)阻止美国政府向英国派遣任何黑人男性士兵；(2)如果不可能，将非裔美国士兵限制在英国的某些沿海基地；或者(3)如果所有措施都不奏效的话，就敦促美国武装部队向英国派遣更多的非裔美国女性士兵和红十字会志愿者，这样黑人男性士兵就不必只指望找英国白人女性为女伴了。
事实证明，这些建议都不可行。盟军的战争过于依赖人力资源的最佳利用，以至于10万以上的美国军队无法进入英国，只能藏身于沿海城镇。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英国白人反对那些曾在利物浦港当过海事工人的西印度群岛黑人，这种战后经历表明海岸隔离并不能防止种族敌意。最后，美国政府拒绝向英国派遣数千名非裔美国妇女。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领导人向罗斯福政府明确表示，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没有尊重黑人女性：黑人女性自愿为美国陆军当兵，而不是做性伴侣。此外，一些英国人认为这个计划不明智；英国白人男性可能开始和美国黑人女性约会。最终，只有800名非裔美国军队女性被派往英国，而其他人直到1945年才被派往英国；他们是历史上第6888中央邮政编码营的成员。
与此同时，英国和美国官员正在为战时英国的种族化性别关系制定复杂的政策，同盟国的其他男性官员也在制定政策，允许英国政府招募西印度群岛非裔加勒比人和印度妇女加入英国军队，而不需要他们的部署来打破华盛顿特区组织工作和社会生活的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
在英国，为了阻止英国白人女性与黑人士兵约会，采取了针对当地白人女性的官方和非官方警告等多种形式。与驻扎在附近基地的非裔美国人约会的英国女性被警告说，她们更有可能患上性病。与黑人士兵约会的女性被贴上“放荡”甚至背叛英国的标签。每当一名非裔美国士兵违反纪律时，媒体很可能会具体说明他的种族。当地英国报纸称，如果父母允许自己的女儿跟黑人军事人员（Black GIs）玩的话，那么他们就是不负责任的。
在战争初期，英国报纸和国会议员普遍怀疑，美国黑人士兵比白人士兵更有可能因强奸等性犯罪受到指控，如果罪名成立，他们会受到更严厉的判决。到1945年，虽然黑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仅占驻扎在欧洲的美国军队的8％，但他们却占所有被判有罪的美国军人的21％。当刑事定罪按类别细分时，差异甚至更令人吃惊：黑人士兵占性犯罪罪犯的42％。23尽管如此，1942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驻军）法》，该法赋予美国当局审判在英国领土上犯罪的美国士兵的权利。这是向允许美国人保持他们的种族性别体系迈进的一步，尽管战争时期的情况不同寻常。
许多美国白人担心，如果战时的英国允许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之间发生性关系，那么在战后美国，将更难继续进行性别隔离。然而，政府和媒体的告诫并没有取得巨大成效。1943年8月进行的一项英国战时民意调查——大众观察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英国人中只有七分之一不赞成黑人和白人结婚；25％的受访者告诉采访者，他们之所以对黑人更加友好，部分是因为他们见到的是非裔美国士兵。然而直到战争结束，尤其是英国白人妇女和黑人士兵生下第一批婴儿之后，一名年轻的英国白人妇女和一名黑人士兵一起去当地的酒吧还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在这些种族化的战时性别辩论中，美国军事指挥官不是被动的。美国驻欧洲高级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接受“黑白约会”，因为他认为，如果美国白人军官将他们的种族隔离主义的歧视黑人习俗强加给英国人的话，美英联盟就可能会受到损害。然而，其他美国男性军官认为，布里斯托尔和莱斯特的白人和非裔美国士兵之间的冲突是由于白人男性士兵对黑人军队“用尽”当地有限的白人女性资源的行为不满。一些美国官员也坚决反对“跨种族”婚姻，并利用权力禁止其管辖内的男性与英国女性结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至少有六万名英国妇女向美国官员申请移民美国，因为她们是战时新娘。丈夫是黑人的女性极少有被当局接受的。英美中层白人男性官员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君子协定”，禁止黑人军事人员和英国白人女性结婚。打算结婚的黑人士兵会被调走，上司会跟他进行严肃的谈话；也会派一名美国军官或从事救济事业的英国官员规劝该女性。
驻扎在海外基地的男士兵会和谁约会，他们会娶谁，这仍然是美国军事战略家们心中的问题。他们的担心主要源于对当地妇女动机的不信任。想和韩国、日本、越南、泰国、冲绳、菲律宾和德国女性结婚的美国男性士兵通常都会受到指挥官或军队牧师的劝阻。尽管如此，那些嫁给美国男性士兵并成为美国军人妻子的女性发现，除了接受作为军人妻子带来的压力并遵循这些规则之外，还必须应付美国白人公民对她们的态度，并且她们在美国的侨民同胞往往也不太欢迎她们。在这两种情况下，外人所有的反应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这些妇女一定是在美国海外基地附近的迪斯科舞厅或按摩院工作时遇到了她们的军人丈夫。
换句话说，婚姻已经成为国际安全政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要是那些军事战略家——军人和平民、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日本人——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只有与特定工作的女性结合的某种军事化婚姻，才能确保国家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不认真对待婚姻政治——以及代表婚姻政治行使的权力——会让人无法完全理解国际政治。认真对待军事婚姻的国际政治反过来需要对嫁给男性士兵的不同女性的生活和思想有真正的好奇心。
军嫂的“问题”
到20世纪60年代末，艾芬汉姆（Effingham）的美国军事基地已经成为附近的朗克伦顿（Long Crendon）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朗克伦顿是埃塞克斯一个不大的英国村庄。该基地在20世纪50年代的扩张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细微但重要的变化。美国人开始雇用当地的男性和女性，并很快成为该地区的主要雇主之一。随着更多美国士兵的到来，更多的妻子和孩子也出现了。伴随着这些家庭而来的是美国式的消费：“到艾芬汉姆的飞机上装满了冷藏器、洗衣机、高压锅和微波炉、音响设备、吸尘器、电子配件，甚至波斯地毯。”一些电器进入了当地繁荣的二手市场。因为美国国防部为基地配备了一切设施，让士兵们感觉似乎从未离开过家一样，所以已婚士兵更喜欢待在基地，这一点受到了美式家庭生活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随着美国海外基地在冷战期间成倍增加，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这继续成为基地建设的模板：郊区有家庭住宅，可以割草，男人被雇为士兵，平民妇女成为无偿的家庭主妇。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是一名女性主义者，她狠狠批判了对美国白人郊区妇女的诱捕行为，她本可以立即看出五角大楼的性别化社区模式。
美国军事战略家的冷战和后冷战思维是这样的：在外国基地上，让已婚士兵开心就需要让他的妻子开心，如果做不到的话，就需要默默地忍受。一个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的军事指挥官都在权衡允许士兵结婚的利弊。这种计算有时会令人困惑。一方面，他们发现，婚姻提高了男性军队的道德水准，减少了他们酗酒、负债和患性病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军事化的情况下，婚姻可能会削弱士兵的忠诚，使他们动员起来更慢，同时让士兵承担住房贷款、医疗保健和家庭和谐的责任。当今，关于军事婚姻仍然没有定论，不仅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依靠已婚男性士兵来执行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并让这些男性士兵的妻子遵循“好军嫂”的要求。
美剧《国土安全》第一季剧照。
尽管指挥官们有矛盾心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军事基地中军嫂和孩子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一需求改变了军事基地的性质。军嫂再也不像几个世纪前那样容易被边缘化，被视为下等的“营地追随者”，依靠为军事行动提供服务，为丈夫做饭、洗衣服以换取微薄的口粮。这样的女性太多了。她们是“可敬的”女人。由于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武装部队而今不得不招募——并给养——大量训练有素的男性志愿者，而不需要义务兵役制，所以对于这些国家的部队来讲，平民妻子对军事生活的不满可能导致令人担忧的人力短缺。心怀不满的妻子会敦促丈夫不要重新登记注册。20世纪60年代，流入美国艾芬汉姆基地的洗衣机和电子设备表明，美国军队不仅在取悦男性士兵，也在取悦士兵的妻子。
到2010年，有70万美国平民妇女与现役美国男性军人结婚。有些住在海外基地。生活在美国国内基地之上或附近的人很多。到21世纪初，美国军队已经成为该国历史上结婚最多的军队：58.7％的现役军人已婚。已婚人员比例最高的是陆军，最低的是海军。在所有美国现役军人的异性婚姻中，娶女军人的男性占6.3％；而嫁给男性士兵的女性占了93.7％。在禁止公开男女同性恋军事人员的“不问，不说”禁令结束后（2011年），五角大楼试图调整策略，它还必须应对一个个同性婚姻中更多的平民已婚伴侣要求获得与军事人员异性配偶相同的福利。
许多军嫂对军事基地生活提供的特殊权益感到满意：住房成本低、购物打折、医保、共同价值观，并且对许多非裔美国军人妻子来说，相较于基地之外的生活，她们在这里受到明显的种族歧视更少。许多嫁给美国男性士兵的女性也将自己视为具有牺牲精神的女性爱国主义典范，因为她们需要忍受军队规则的约束，不断搬家、实质上的单亲家庭、夫妻长期分居以及战时对丈夫安全的担忧。一些和丈夫一起被派往美国大型海外基地的女性——例如英国、德国、韩国和日本——也扮演了非正式美国大使的角色，因为她们在国外生活，就想通过自身把她们认为的美国最佳价值观体现出来。她们的行为在东道国受到各种不同的解读，一些当地人欣赏这种行为，但对其他人来说，这似乎只是旧帝国主义的现代化女性化版本。
对于那些在基地生活中获得了政治使命感、共同体意识、安全感和舒适感的军嫂来说，这是要付出代价的：遵守军队对女性特质、美满婚姻和等级礼仪的性别设定。其中的关键是官方的认识，平民妻子会把她对军人丈夫的忠诚与她对丈夫所服务的政府不加批判的忠诚结合起来：军队的敌人就是她的敌人，她丈夫的级别将决定她自己的和她孩子的友谊等级。不辜负“好军嫂”的荣誉也意味着放弃对自己的事业心，尤其是如果嫁给军官，并全力支持他晋升的话，这个女性就需要从事几个小时的无偿志愿服务。军嫂的无偿劳动将许多基地变成了工作“社区”。当妇女跟随丈夫去海外基地时，这种女性化的、适合妻子做的志愿工作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因为军嫂在海外获得有偿就业和追求自己职业生涯的机会特别渺茫。
美剧《本色》剧照。故事发生地为美军在意大利的一处军事基地。
从冷战初期到美国主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军事基地指挥官和他们的文职上司都指望大多数女性认为，做一名无偿、忠诚的军嫂的满足感超过了挫败感。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一群美国男性军官的妻子和前妻开始组织起来，她们政治经验丰富，公开谈论她们所认为的五角大楼性别政治婚姻制度的不公平，这既让外界觉得诧异，又不愿接受。这些女性在国会中找到了支持者，特别是来自丹佛的民主党众议员帕特里夏·施罗德（Patricia Schroeder）。这些军嫂避而不谈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她们谈论配偶福利和离婚规则。
早期的积极分子中有达成“好军嫂”标准的老年妇女，其中许多人在数不清的基地从事无偿工作长达20年之久，当她们的军官丈夫晋升时，这被认为是一种加分项。这些妇女发现，当丈夫为了娶一个年轻女性而申请离婚时，她们不仅会失去婚姻，还会失去住房、医保福利和商店折扣。五角大楼的官员认为，申请离婚的丈夫在计算离婚赡养费时不必计算这些女性在基地上享受的福利。起初，根据一位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军嫂卡罗琳·贝克拉夫特（Carolyn Becraft）所说，离婚妇女的愤怒主要集中在即将嫁给其军官丈夫的年轻女性身上。但是，当她们聚在一起分析情况和政治信息时，她们意识到新妻子不是问题所在，而是五角大楼的官员。这些女性总结说，这些官员更关心男性军官的经济安全，而不是其平民妻子的经济安全。她们游说的结果是国会命令改变五角大楼给予军人配偶和前配偶的福利。
不久之后，在美国军方的性别政治婚姻历史中，那些在美国国内外的基地从事志愿工作的妇女开始公开谈论家庭暴力，谈论男性士兵丈夫殴打妻子。尽管这些女性中很少有人自称为女性主义者，但许多人充分意识到了美国正在兴起的受虐妇女运动。她们吸取了教训，被虐待不是女人应该感到羞耻或默默忍受的事情。然而，军事基地是一个很难发生改变的环境，在这里，通常会把这种类型的暴力合法化。38首先，大多数基地指挥官——以及他们在华盛顿的上级——都不想听到这种事。他们还有许多其他优先要考虑和解决的事。他们期望军嫂们能应付得来。其次，还是这些官员，他们通常认为男性士兵只是出于压力才那么做的，而压力就是当兵的全部。再次，在基地公开家庭暴力会玷污基地的声誉，这将损害基地指挥官下一次晋升的机会。最后，也是重要的一点是，允许士兵家庭暴力成为公共事件，可能会引发一个一直以来很棘手的问题，即军队中所滋生的暴力文化。这当然不是高官希望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探索的问题。
试图打破掩盖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沉默始终是一项挑战。在军事基地打破性别沉默的文化更难。很明显，女性的沉默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支柱。
尽管障碍重重，但与军嫂一起工作的妇女在20世纪90年代成功地让国会武装部队委员会成员，特别是国会中的妇女，向国防部施压，要求其承认男性士兵实施家庭暴力的事实。另外，正如活动家将会发现的那样，十年后，当她们试图让高级军官承认在男士兵对女兵同志实施性暴力的事件中，这些军官是共谋时，军方仍然顽固地将男士兵的价值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并希望女性保持沉默。
如今，成千上万名与男性士兵结婚的女性生活在美国国防部众多国内外的基地上。其中最大的基地包括加利福尼亚彭德尔顿营地、肯塔基州坎贝尔堡、华盛顿刘易斯堡麦克霍尔德、得克萨斯州胡德堡、弗吉尼亚州海军航空站、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科罗拉多州卡森堡。这些基地的性别特征和美国在韩国、土耳其、日本、关岛、吉布提和德国的基地一样。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长期战争带来了灾难，以军嫂身份生活在这些国内基地或周边的妇女经常感到很难对此保持沉默，因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基地不是为了给军人配偶和子女提供住所而建立的。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参加妻子协会，但她们的活动往往是由高级军官的妻子的警示性影响和基地指挥官的期望建构的；他们清楚地表明妻子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军嫂处理问题，并不是改变基地的运作方式。
在当前的政治时代，生活在国内基地或周边的美国军人妻子尽管面临着这些压力，但仍然公开发表意见，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她们的丈夫参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重创。这些平民妇女已经成为许多国内军事基地的代言人，要求基地指挥官在处理事情时透明化、对女性厚待、给予女性资源以及要有坦诚的态度。这些妇女打破了人们对军嫂保持沉默的期待，不仅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两场战争的实际代价，而且揭露了她们通过将这些代价转嫁给军人的平民家庭成员来掩盖它的非正义性。
“9·11”后，在布什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海外基地上发展了一个新概念——“睡莲”（the lily pad）。“睡莲基地”是指影响力不大的海外基地，仍然需要与当地东道国政府达成正式协议，但社会和文化影响的“覆盖面”较小。没有郊区住宅，没有草坪，没有保龄球联盟，没有高尔夫球场，大门外没有迪斯科舞厅，也没有妻子。
对于生活在美国海外基地周围的许多当地人来说，他们似乎喜欢这种“睡莲基地”模式的改变。基地的社会文化影响包袱会减轻。“睡莲基地”外没有不正派的娱乐区吸引下班后的男性士兵。在平民城镇繁忙的街道上奔驰的美国装甲车也会更少。但五角大楼的动机似乎与其说是对当地问题的敏感，不如说是摆脱了冷战时期大型基地女性化的向度。同时，“睡莲基地”不大可能成为当地反基地抗议的主要目标。对于成千上万嫁给美国士兵的那些女性而言，五角大楼采取“睡莲基地”战略的一个结果是，将有更多的丈夫更久地被派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实际上已经忍受单亲妈妈模式的军嫂要承受的将会更多。
政治弱点阻碍了那些试图改变军事基地生活中性别歧视政策的军嫂，其中一个原因是军事基地中女性角色的分化，有的是军嫂、平民基地工作者、军事人员，还有的是在军事基地周围的卖淫女。男性军事精英将这四类女性区别对待，她们通常对自己也有相同的区分。发起二十一世纪运动以使性侵女兵成为全国性问题的女兵，可以通过求助于积极的军嫂和军妓来获得分析和战略建议，从而学到很多东西。
女兵的安全问题
任何军事基地——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都是培养和奖励某种形式的男子气概、贬低或惩罚其他形式的地方。教官通常是理想的军事化男子气概的主要塑造者和执行者——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表现一个人男子气概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军人生活，尤其是作战生活，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幻想的，成为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的主要标准。这种特别的方式通常优先考虑韧性、格斗的熟练技巧、对敌人的假设、男性同志情谊、压抑自己的情绪和纪律（受纪律约束并要求他人这样做）。除了教官，基地里的许多不同角色在塑造和鼓励某些军事化的男性态度和行为方面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牧师、精神病医生、指挥官、中层军官，甚至妻子。基地外的行为体也颂扬某些形式的男子气概，同时嘲笑其他形式：父亲、立法者、媒体评论员、艺人。
军事化男子气概的特权形式也不是单一的。军事化男子气概的培养和奖励形式因国而异，有些国家的军事化男子气概是为了服务于国际维和而制定的，有些是为了完成人道主义任务，还有一些是为了增强战斗能力。如今我们知道，需要调查这些差异以及共性，例如，在爱尔兰、日本、尼日利亚、瑞典、英国、美国、韩国、巴西、以色列、孟加拉国、斐济和加拿大军队中享有特权和颂扬的不同男性特征。这些军事化男性规范中的每一个都在特定的国内外行动中得到运用。
美剧《本色》剧照。故事发生地为美军在意大利的一处军事基地。
无论是在得克萨斯州还是巴林，一名军队女性在记录和理解哪种男性气概模式是她所在基地上最受青睐的模式方面有着个人的利害考虑。知道这一点会让她的生活变得有意义和安全，不知道这一点会危及她的事业和人身安全。
军队妇女实际上总是在国家军事基地的所有军警人员中占少数，有时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随着冷战的结束，许多政府逐渐结束征召男性入伍（美国人称之为“征兵”），国防战略家和他们的立法伙伴不得不想方设法在不损害军队作为一个男人可以证明其男子气概的地方的宝贵形象下，增加招募女性的人数到政府部队工作。2013年，军队中女性比例最高的是乌克兰、拉脱维亚、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南非和美国。要理解每个军队——女性比例高的军队和比例最低的军队（如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土耳其）——不仅需要研究穿军装的女性是如何表现骄傲、爱国主义和同志情谊的，还需要研究她们是如何遭受性骚扰和性侵的。
在美国，女性在现役军人中所占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的2％上升到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时的14.5％。现役女性比例最高的军种是空军（这一军种主要依靠女兵执行任务），占19％。比例最低的部门（也是最抵制女性参军的部门）是海军陆战队，只有6.8％。
对于属于不同社会阶层、族裔群体或种族群体的女兵来说，任何军队的性别政治都会有很大不同。在现任美国军方的女性中，非裔美国女性的数量非常突出：虽然非裔美国女性仅占全国女性总数的12％，但在2011年，她们在现役军官中占17.2％，在现役士兵中占29.6％。尤其是进一步来看军事部门之间的差异，人们注意到，在同一年，现役士兵中39.1％的女性是非裔美国女性，这令人很惊讶。这是妇女在该国平民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三倍多。
相比之下，西班牙裔女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5％，在志愿参军时似乎更可能选择其他部门。西班牙裔女性在所有现役女性中的比例自1990年以来一直稳步增加，这是五角大楼特意招募的结果，在海军陆战队士兵中达到了最高比例：19.6％。2011年，亚裔和太平洋岛民美国妇女仅占美国女性总人口的4％，但她们却占海军士兵总数的20％。
由于30年来美国军队女性的游说，尤其是海军飞行员罗斯玛丽·马里纳（Rosemary Mariner）等女军官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女议员合作，国防部逐渐（通常是不情愿地）向女性开放了越来越多的军事职位。44美国平民女性主义者常常对将有限资源投资到挑战军队内部的性别歧视持矛盾态度，因为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反战运动，担心将女兵提升为“一等公民”会使已经强大的军国主义的根源更深地扎根于他们国家的文化土壤中。尽管如此，自1990年以来，对女性军事训练和部署的一个又一个障碍已经被拆除；最近的变化是2013年五角大楼解除了对女性战斗角色的禁令。美国军方没有带头。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在结束五角大楼归类（改变主意，然后重新归类）为“战斗”的工作中对女兵的性别歧视禁令方面领先于美国，究竟如何在美国实践对妇女开放战斗角色还有待观察。改变任何制度的正式规则仅仅是其性别转变的开始，本身并不能保证会明显减轻制度文化的父权制色彩。
在有组织的性别歧视壁垒降低的同时，据报道，美国男性军人对女军人和男军人实施性侵的事件激增。一些女性主义分析人士大声质疑，美国军队中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报道增加，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女兵比例的增加，以及她们逐渐晋升到军队中最男性化的职业。正如在诸多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一些男性通过攻击女性为“入侵者”，来表达他们对女性在此领域不断晋升的不满，因为在此之前，这些高级领域一直稳稳地掌握在男性手中。其他女性主义者警告说，性侵报告的激增应该与实际发生率区别对待。他们说，在过去，许多女兵默默地忍受着强奸和强奸未遂，认为把性侵讲出来让主管部门记录在案是不安全的，也没有什么用。在国际政治的任何领域，密切关注沉默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调查策略。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对暴力侵害妇女是女性倡导者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使是那些谨慎的为妇女军事平等而努力的女性主义和平活动分子，当军队中发生此类事件时也毫不含糊。这不仅仅是军事化职业或晋升的问题。因此，到2013年，由妇女活动家组织的一场全国性运动将女军人、平民女性主义者、记者、纪录片制作者和在国会工作的妇女聚集在一起，挑战国防部和整个指挥系统。同时，他们把焦点放在军事院校和特定军事基地（例如，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拉克兰空军基地）。他们迫使退伍军人管理局大大拓宽了自我认知，退伍军人管理局是一个大型联邦机构，在过去，数代管理人员都认为他们只是为男性退伍军人服务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中期，女性退伍军人被视为战时性侵后遗症患者，并且人数越来越多，为了应付这种情况，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健康专业人员争相发展一种新的医疗理念。他们最终决定称之为“军事性创伤”。退伍军人事务部随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专门诊所，专门为遭受“军事性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群体）的女性退伍军人提供护理。据这些医疗专业人员说，“军事性创伤”是因一名男士兵同伴强奸造成的。
随着美国军队内部性暴力政治活动的加剧，国防部被迫发布了一份报告，既报告性侵的发生率，又公布那些评估实际性侵发生率的调查结果。据估计，被报道出来的性侵只是冰山一角，仅在2011财政年度（即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就有19000名军事人员遭到他们的美国军事同事的性侵。2012财年，这一数字跃升至2.6万。这些美国军事人员中的大多数人说，他们受到过男性军人的侵犯，通常是他们的上级。在这个时代，男性占现役总人数的85％。女性虽然只占美国现役军人的15％，但遭到侵犯的人数比例远超于此。因此，军队中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成为军人施暴的目标。大多数遭受性侵的女性和男性没有报告这种事。男性受害者告诉记者，正是女性站出来讲述强奸事件，才给了他们勇气克服这种耻辱感，将自己的经历公开讲出来。
驻军妇女讲述了她们在晚上去厕所时、在自己军营睡觉时、在办公室会见上级军官时遭到性侵的经历，这些事件有的记录在案，有的没有记录。稍后，围绕着美国军官长期珍视的理念展开了争论，即军队的等级制度本身——而不是平民刑事司法当局——最有能力调查、起诉、审判和惩罚自己的人员。然而实际上，“指挥链”已经在被隔离的军事基地周围竖起了另一堵不太显眼的屏障。许多被强奸的女性幸存者认为这是一道双重屏障，危及了她们的安全。
前陆军中士丽贝卡·哈维利拉（Rebekah Havrilla）在2013年3月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她在2007年被派往阿富汗时被她的男上司强奸。她没有举报他：“我什么都不举报，因为我对自己的指挥系统没有信心。”但是，哈维利拉中士跟其基地的军队牧师商讨了此事。他回答说：“强奸是上帝的旨意。”他让她去教堂。
美国前陆军中士丽贝卡·哈维利拉，图片源自《纽约时报》。
在如何有效防止和起诉美国军内的性暴力的辩论中，有两个相关的问题经常讨论不到。第一，军队内部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性暴力与美国男性军人对生活在美国国内外军事基地周围的平民妇女实施的性暴力，两者之间有什么因果联系（如果有的话）？第二，军队中不同的男性究竟是如何理解女性是可供男性支配的财产这种男性化认识的，据称他们这样想是肯定自己的男子气概，同时在某些机构中保持男性的优越性。
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回答其中一个问题将有助于回答另一个问题。未能提出——也未能回答——这两个相关的女性主义问题意味着男性政治已经被军事化了。这也意味着，美国驻军女性没有与其他国家的女性联合起来，这些其他国家的女性因为美国士兵驻扎在国外而遭受虐待。在大多数情况下，军队内部的性暴力仅仅被视为国内问题。事实上，这是国际政治的一个变化。
性丑闻与国际性别政治
至少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男性军人与女性的性关系——其他男性试图控制这种关系——一直是贯穿国际政治的一条主线。这些性关系包括交友、约会、结婚、买春和强迫性行为。这五种不同关系之间的界线经常模糊不清，但在其他情况下它们是备受重视的。奇怪的是，国际政治的主流调查者很少探究这个多面向的话题，只有当它爆发成“丑闻”时才成为头条新闻。然而，仅仅那些被视为丑闻的话题很少会改变人们对什么是“国际”和什么是“政治”的传统理解。
军事基地和卖淫女被认为是相互联系的，是“天然的”的一对儿，因此不值得进行政治调查。事实上，军事基地已经采取了深思熟虑的政策来维持这种所谓的契合：塑造男性的性取向、确保战备状态、规范商业行为、为女性创造经济机会、影响军嫂、使女兵社会化，以及设计警务、娱乐和公共卫生系统的政策。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政策在大多数基地，特别是美国境内的基地，都被成功地遮蔽了。
在20世纪，法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的政府都试图通过军事和平民举措对女性进行性控制，在确保男性士兵斗志和健康的同时，维持军队的合法性。日本皇军强迫朝鲜/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妇女在其军队的“慰安所”从事性服务，据称是为了提高男性士兵的斗志，这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强迫卖淫制度。
同时正是这种“二战”制度才产生了“性奴役”的概念，这是韩国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他们认为这种军事化的强迫卖淫应被视为战争罪，他们也成功了。此后不久，“性奴役”概念对那些致力于揭露特定类型的性军事虐待的跨国女性主义者至关重要，这种虐待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战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被强迫成为战士的“妻子”并遭受不断性侵的女性不是其妻子，也不是妓女，她们是“性奴役”的受害者。同样是这些女性主义政治和法律活动家继续宣传，说服各国政府在国际上承认“性奴役”是一种可被起诉和应受惩罚的战争罪。正是他们的概念化和说服使得“性奴役”被明确列为海牙新成立的国际战争罪法院可被起诉的战争罪之一。
然而，臭名昭著的日本帝国“慰安妇”制度当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建立其战后政治占领体系的唯一卖淫制度。但是，直到现在，仍被美国人称为“正义之战”的那场战争结束60年后，我们才开始了解美国官员使卖淫和卖淫女服务于战争和战后占领所做的工作。承认美国官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存在卖淫政策不应该淡化对日本皇军“慰安妇”制度的谴责。相反，它应该促进对任何战争中的性政治进行敏锐的、熟知女性主义者的、跨国的、比较性的调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官员试图建立种族化的军事卖淫制度，其中包括在战后德国、战后韩国和战后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周围，竭尽全力为非裔美国男性士兵建立妓院，与为白人男性士兵指定的妓院分开——战时夏威夷著名的旅馆街。同样，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玛丽·路易斯·罗伯茨（Mary Louise Roberts）也发现了证据，表明在入侵法国诺曼底后，美国男性士兵和他们的上司让大家认为法国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滥情的国家，并随之建立了一个种族隔离的妓院。其中最具破坏性的政治后果是：许多战后法国妇女由于其性别而处于一种不安全状态，而她们正是美国男人所谓要“解放”的。也就是说，华盛顿官方认为，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晚期的美国军事占领时代，是解放和民主化的时代，实际上也是美国积极制定种族化卖淫政策的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不标志着美国军方卖淫制度的终结。韩国、冲绳和菲律宾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兼研究者一直在告诉我们，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后“9·11”时代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卖淫是如何在美国的军队中不断种族化的。许多男性军事指挥官一直坚定地认为，军方容忍的、有组织的卖淫活动是在保护“体面”的妇女。高扎托·苏祖约（Takazato Suzuyo）和创建女性主义团体“冲绳妇女反军事暴力”的同伴花了数年时间记录美国军事人员对平民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试图打破这种自私自利的军事神话。
原文作者 | [美]辛西娅·恩洛
摘编 | 青青子
编辑 | 青青子、罗东
导语校对 | 刘军、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