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胡广欣
时隔40年，受潮汕地区影展——观潮影展的邀请，中国香港导演严浩与他的代表作《似水流年》再次回到汕头。8月12日，严浩重回影片的拍摄地——葛洲村，又在当晚的展映活动中与年轻观众面对面交流。
《似水流年》诞生于1984年，是32岁的严浩为了纪念逝世的父亲而拍的作品。他把自己对父亲的思念融入这个乡情故事中。影片讲述在香港生活多年的珊珊（顾美华饰）为祖母奔丧而回到阔别多年的潮汕老家，与儿时好友阿珍（斯琴高娃饰）、孝松（谢伟雄饰）夫妇重逢，影片从三人的感情纠葛中探讨内地和香港的差异，折射出两地延绵不断的血脉乡情。这部影片尝到了改革开放后内地与香港合拍模式的“头啖汤”，由香港青鸟电影与珠江电影制片厂等粤港两地电影机构共同出品，全程在汕头濠江葛洲村取景。
在香港，《似水流年》引起巨大共鸣，最终以40万港元的成本，收回450万港币的票房。在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最佳女演员、最佳新人、最佳美术指导6项大奖。
40年过去，《似水流年》仍然常看常新。“观众好多是20来岁的年轻人，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都还没出生。一个讲到人们心里去的故事是有生命力的，经过这么多年还是有人想去看。”严浩感叹。
“葛洲村有中国山水画的感觉”
羊城晚报：时隔40年重游葛洲村，你的感受如何？
严浩：葛洲村的变化非常大，一张桌子那么窄的小巷里，一侧是新房子，一侧是老房子。以前的葛洲村很像一幅古朴的山水画，但现在是一种身处时代变化的感觉。
我们当年拍了一场淋雨戏，没想到这场雨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连接时空的符号。向导说，他在9岁那年看我们拍戏，现在快50岁了，他还把我们带到当年他被淋湿的地方。我们还遇到一个80岁的老太太，问她还记得《纸蝴蝶》（《似水流年》原名）吗？她说记得，那年她40岁，那场雨淋了她一身。这个老太太还从家里翻出一个大黑锅，电影里有一幕拍了很多村民在河边洗锅，她的婆婆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锅现在已经破了一个大洞，这也是时间留下的痕迹。
羊城晚报：为什么选择在葛洲村拍摄？
严浩：我在开拍前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美学方向，希望拍出中国山水画的感觉。来到葛洲村勘景的时候，我看到傍晚炊烟升起，云彩也来了，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静静的，但又蕴含动感。《似水流年》的很多镜头都是按照山水画的标准去找的。
这又延伸出另一个故事。电影上映后，有一天我接到李翰祥导演的电话。我跟他平时很少联系，前辈突然找我，自然很紧张。结果他问：“我看了你的电影，里面好多镜头都很有山水画的感觉，你是怎么想的？”我当时汗毛都竖起来了：这只是我给自己设下的功课，被他看出来了。李翰祥不仅是名导演，还是古画和古董的收藏家，他真的很厉害。
羊城晚报：除了葛洲村，电影也在当时开业仅一年的白天鹅宾馆取了景。
严浩：当年霍英东老先生出了一笔钱拍三部爱国电影，《似水年华》是其中一部，其他两部是许鞍华的《投奔怒海》和牟敦芾的《自古英雄出少年》。白天鹅宾馆也有霍英东先生的注资，所以我们有幸在这里取景。拍摄过程有个趣事：我们的演员第一次来这么现代化的宾馆，感觉是陌生的。饰演强仔的小演员对电梯很好奇，他问：“那些人进去那么小一个地方，要到哪去？为什么出来的人不是刚刚进去的那些人？”
“人生就是又恨又舍不得”
羊城晚报：《似水流年》是改革开放后首部全程在内地取景的香港文艺片，可以谈谈当时合作的过程吗？
严浩：当时我们请新华社帮忙联系到珠江电影制片厂，老厂长洪遒帮我找了孔良。为什么要找他？是因为我没有内地农村生活经验，但他长期参加农村生产劳动和下乡演出。我们第一次见面就非常合拍，我感觉他对生命的思考是比较超脱的。我们在一个星期内就把剧本谈好了，这是我做得最快的一个剧本。
羊城晚报：写剧本的过程中，两人在视角和观点上发生了什么碰撞？
严浩：当时我代入珊珊视角，他代入阿珍视角，一讨论，很多文化上的差异就出来了。我们把阿珍设定为一个小学校长，她经常说一些很有时代特色的话，比如我们学校是个怎样怎样的模范学校、我们家是最和谐的家庭等等。香港不会讲这些。这是那时候香港和内地的差异。
另外就是男女之间的话题。香港人聊这些就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但如果我跟孔良聊，他会不好意思。我们把这种差异放到珊珊和阿珍上，我故意让珊珊多讲，阿珍看上去不好意思，但心里是高兴的。阿珍由此发现自己跟孝松的感情好像越来越疏离，是因为很少讲这种亲密的私房话。结果她回家跟孝松讲私房话，木讷的孝松却以为她要把他赶下床，挺好玩的。
羊城晚报：《似水流年》展映吸引了许多年轻观众，他们以当下的眼光来重看《似水流年》，会出现很多不一样的理解。比如映后交流中有观众提到阿珍和珊珊之间的复杂感情，阿珍对珊珊既有关心和同情，又有嫉妒她、担心她抢走孝松，现在可能会被视为“雌竞”。你怎么看待观众对影片的新解读？
严浩：我对阿珍和珊珊关系的理解基于三个字：不甘心。女生的心思非常细腻，她们有时候吵架，只是希望对方可以迁就自己多一点——不甘心你没有爱我多一点、不甘心你不迁就我、不甘心你不够尊重我。孝松只是一个诱因，哪怕没有他，阿珍和珊珊也可能有其他矛盾。
珊珊带着一份对生命的迷茫回到乡村，希望找到生命的意义。但这个问题太大了，她不可能找得到，所以她带着小问号来、带着大问号走。阿珍也很迷茫，珊珊多年后再次走进她的生活，两人的感情应该如何维持？维持友谊吧，又怕她抢走自己老公；想跟她绝交吧，又舍不得。这就是人生，又恨，又舍不得。
“金庸看出了我还没意识到的东西”
羊城晚报：你说过，拍《似水流年》的直接原因是父亲去世，引起了你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严浩：是的。爸爸走得很早，才63岁，我现在的年纪已经比他大了。他去世后，我内心涌现出一大堆关于生命的谜题：人为什么要活着？生命有什么意义？我想把这种迷茫拍成电影。
影片原本叫《纸蝴蝶》，《似水流年》是金庸先生取的。这个名字太好了，他看出了当年的我还没意识到的东西。这部电影的镜头基本是不动的，景物也是不动的，只有人物不断变换，跟生活一样。拍摄的时候，我只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如果你在40年前问我对《似水流年》的感受，我只能说我在怀念爸爸。但后来随着经历渐长，我终于明白自己想表达的是时间的流逝。
羊城晚报：你的父亲严庆澍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你对父亲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他影响了你什么？
严浩：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背影。他在报社上班，每天我们还没起床他就去上班，下班回来还要写一万字，一年只放三天假。他很辛苦，要养我们八兄弟姐妹，还要汇钱回江苏老家接济亲人。我总是看到他写稿的背影，还有他的烟灰缸和茶杯。我看见烟灰缸的次数比看见他的脸还多。他对工作的投入影响了每一个兄弟姐妹。我们都不需要父母唠叨，大家都很自觉做作业。
羊城晚报：你父亲支持你进入电影界吗？你在1978年执导了首部电影《茄喱啡》，这部电影也被视为香港新浪潮的开端，他对此有什么评价？
严浩：父母从来没要求我要读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从来不给我压力。后来我说想做导演，父亲就说“好呀”。《茄喱啡》是1978年香港票房榜第九名，排在我前面的都是许冠文、成龙、洪金宝等大明星，但《茄喱啡》从导演到演员都是新人，成本又低，这个成绩非常好。我带父亲去电影院看这部戏，前面有两个观众老是说话，我跳起来大喊：“你们别吵！”没想到反而把我爸吓了一跳，但对方无动于衷。
“香港电影太习惯把自己类型化了”
羊城晚报：虽然你在香港出生和成长，但大部分电影拍的都不是香港故事。你似乎更喜欢拍内地，甚至内地农村的故事。为什么？
严浩：为什么我不想拍香港的题材？因为单一。很多题材重复又重复，我没有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创新。而且我不喜欢拍犯罪题材，不是说这个题材不好，而是我自己拍不出来。我是个喝水的人，你让我喝酒，我没办法喝下去。
我希望可以拍一些比较宏大的，涉及命运、人性的东西。比如我拍《太阳有耳》，当时莫言帮忙写了个故事大纲，我跟朋友把剧本完善好。故事讲述一个土匪越做越大，把别人老婆抢回来了；这个女性发现土匪越来越暴戾，丧失人性，终于有一天，她用暴力把这个土匪杀掉。这是一个关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故事。像这种题材，在香港就不好拍。
羊城晚报：这种题材偏好，是否源自你从小的阅读习惯？
严浩：是的。我读很多小说，像《欧阳海之歌》《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等等。小说里的世界爱讨论人性和命运。小时候最大的享受就是在家里找一个好吃的，再翻出一本好书，一边看一边吃。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很厚的线装书，非常好看，但封面被撕掉了，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书。很多年之后才知道，那原来是《西游记》。
羊城晚报：无论是内地观众还是香港观众，近年来都特别看重港片的“港味”，指向的是犯罪题材、动作题材，快节奏、都市感等特点。但回过头看，所谓“港味”的定义其实很狭窄，香港电影界也有您、许鞍华等现在看来非常不“港味”的导演。您怎么看待观众对“港味”的迷思？
严浩：我想这是观众和电影界互为因果吧。这么多年来，香港电影最好卖的就是警匪片、犯罪片，搞笑片在外面卖得一般，但本土卖得非常好，所以香港电影习惯了把自己类型化。我希望香港电影能够在种类上多一点突破，相信观众也会慢慢成长。
羊城晚报：越来越多香港导演开始拍内地故事。在你看来，香港导演除了把成熟的电影工业模式带到内地之外，还有什么优势？他们如何为内地故事提供新的视角？
严浩：香港电影有国际化的传统。以前香港电影没有内地市场，我们要把片子卖到东南亚、韩国、日本，甚至欧美，这都是文化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一个国际化的角度去审视我们讲故事的方法，到底不同文化的人是否能看得懂？
电影是国际语言，也是年轻人的语言。我们应尽可能用全球的人都听得懂的方法来讲故事。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站得高一点，这样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
羊城晚报：内地已经成为香港电影的重要市场，对香港导演而言，要如何找到内地和香港的连接点？
严浩：《似水流年》，我用了一个平视的角度来处理两地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戏剧性，看起来很自然，观众容易接受。我觉得导演要多多观察生活，多多发现文化差异，并将其融入情节里。打个比方，拍香港人和内地人是好朋友，并不是说一起喝个酒，一个人讲广东话“干杯饮胜”，另一个讲普通话“哥们喝酒！”就算是展现出来，这很肤浅。
“新片《留芳颂》还在寻找投资”
羊城晚报：香港近年来出现了一批新晋导演，你有关注他们的作品吗？
严浩：我看过部分作品。我觉得他们跟香港以前主流的导演不一样。比如翁子光，他会更注重电影语言的表达；又比如贾胜枫的《流水落花》，这是一部深刻地讲人情、感情的电影，这种作品以前不太受重视，但现在起码在业界成了焦点。这都是非常好的，社会进步了，观众也进步了。
羊城晚报：你对青年导演有什么建议？
严浩：电影里，每一样东西都不是偶然存在的，作为导演，你必须清楚每样东西的意义。又回到《似水流年》的例子，有一幕是珊珊带孝松去买雨鞋，回程路上看见一个水坑，两人分别从水坑两边绕过去。水坑是我们挖出来的，这一幕是特别设计的，意味着珊珊已经明白他们的感情已经维持不下去，要各走各路。同时，这一幕也可以看出孝松的憨厚：雨鞋就是用来踩水的呀，但他明明穿着雨鞋也要绕路。电影里还可以看到珊珊留下了许多脚印，但下场雨就消失了，这就像生命中的无奈，时间会把一切抹平。
羊城晚报：观众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你的新作品？
严浩：我的确正在推进一个片子，暂名《留芳颂》，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故事是很感人的，有悲壮的部分，也有诙谐的部分。我对剧本很有信心，相信这会是一个受到年轻人喜爱的故事。电影局已经通过了，现在在找演员和投资，但找投资这件事真的非常难，我还在努力推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