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n号房间事件始末
N号房案件，是指通过社交平台Telegram建立多个秘密聊天房间，将被威胁的女性(包括未成年人)作为性奴役的对象，并在房间内共享非法拍摄的性视频和照片的案件。
2020年3月22日，韩国警方已对涉案的共犯13人进行立案，并拘捕了为首的“博士”赵某。3月23日，赵博士身份公开，此人名叫赵主彬同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令彻查“N号房”事件，要求警方调查聊天群所有会员。3月25日，犯罪嫌疑人赵主彬被移送检方。3月30日，据韩媒，主犯之一李某为争取轻判而向法官提出了悔过书4月13日，赵主彬被送上法庭，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网络性犯罪专项调查组以违反《儿童青少年性保护法》等嫌疑对赵主彬提出拘留起诉。4月16日，韩国法院透露，赵主彬团伙将从4月29日开始受审。4月17日上午，韩国警方将赵主彬的共犯姜勋送交检方，并将其公开示众;姜勋当场连声道歉。5月18日，韩国警方将文亨旭送交检方，并将其公开示众。8月27日，共犯南庆邑初审认罪，预计9月与赵主彬对质;11月2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赵主彬进行一审宣判，判处其40年有期徒刑。2021年4月8日，韩国“N号房”创建人文炯旭一审获刑34年;
2021年6月1日，韩国N号房主犯赵主彬二审被判42年;7月8日，韩国N号房共犯一审判处其17年有期徒刑。10月14日上午，韩国最高法院对“N号房”主犯赵博士(本名赵主彬)进行终审宣判，判处其42年有期徒刑。赵主彬一审获刑45年，二审获减刑，改判42年。[32]2021年11月11日，文亨旭终审获刑34年，姜勋终审获刑15年。
韩国n号房是有多恶心涉及的明星有哪些?
其实在国外娱乐圈早就被曝出过很多规则等事件，尤其是那些台前光鲜靓丽的女明星，背后的生活更是我们看不见的凄惨，近10余年来月近几十位韩女星离奇身亡。
2005年5月22日，曾经和宋慧乔一起拍摄策划的当红女星李恩珠，突然在家中身亡，年仅25岁。
事后，警方调查公布结果是她本人因为是抑郁症而身亡，但是在当时李恩珠留下来的遗书这样写着“我很想工作，但现在觉得现在过的日子是非人的日子…… ，另外，李恩珠房间里还留下一个记事本，上面记录着自从她当上演员后的一些感受，基本上都是感觉生活很累、心里很困惑，厌恶人世，自尊心都丢光了，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等。
后来据李恩珠生前好友爆料称李恩珠步入娱乐圈后，便经常被高管“欺负”以各种理由带回家消遣，遭名流玩弄。
自从李恩珠之后，就陆续有国外女星身亡事件发生，2年后，郑多彬在男友处上吊身亡，剧情跟李恩珠的相差无几。3年后，“国民天后”崔真实也身亡事件也是轰动一时，因为除了她本人身亡后，她的亲弟弟、前夫也上吊身亡，最后就连崔真实的经纪人都身亡，然而这件事直至今天也没有解释得了真相。
而最骇人听闻的恐怕还要数09年身亡的张紫妍，而其前经纪人公开了生前她留下的200多页的遗书，记录着其生前被经纪公司老板逼迫的种种记录，比如说一次侍奉5人、一天最高层接客不止10人、在酒里下刺激性迷药、以及被某大佬带出去外接客等等，还有好友爆料张紫妍去世前遭受侵犯太多无法生育的消息。
其中涉及的名单中有数位政商大佬、记者、导演、男明星等，从种种爆料来看，成为了韩圈的而一个惊天八卦，而张紫妍并非简单死于抑郁。
然而哪怕是遗书和数位证人出面作证，张紫妍身亡案经历3次翻案依旧以证据不足为由，无疾而终，这才是最令人后怕的事情。
风光的背后，是看不见的规则：
国外娱乐圈表面风光无限，新人一波接着一波，依旧有不少的年轻女子投身于演艺圈做“练习生”等，然而不少还签订了高额的违约金合同，说句难听的，与其说是合约，不如说是“卖身契”。
韩媒还曾匿名对韩圈女艺人做过一份调查，结果显示70%的女艺人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规则。
早前成龙也透露自己只有百年过后才敢曝光自己生前经历过的黑幕事件。此外杨幂曾在采访中自曝当初出演《红楼梦》自己本来已被定角色为薛宝钗，后来却被临时换掉，后来才知道顶替的女演员跟制片人关系不浅。
虽然是邻国发生的恶性事件，但实施者的隐秘残忍、围观者的漠然抱臂，显然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再次刷新了对人性的想象力。
而在人们反复的讨论与谴责中，更隐含着一个潜在的恐惧：如此让人作呕的事情，或许只是这个时代的冰山一角。
性暴力作为人类古老的病症，贯穿历史。
西洋古语有云：“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诚然是不易之论。然而现代历史学也会告诉我们，即便是相同的恶意，每个时代都会有各自的呈现方式。
万物都位处复杂的联结之中。就像我们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才能知道自己的性格，恶的品性也是在社会结构中才能成立。
看起来是类似的暴行，更有可能是唯独这个时代才能孕育的恶之花。
“N号房”事件令人震惊的原因既在于手法的罪恶，也在于旁观者的反映：26万的房间参与，以及韩国男性对这件事的普遍同情。
在最新的动态中，不乏有韩国女性诉说自己因为与男朋友在这件事的观点不同而被迫分手，或是有匿名男性拼命为自己的参与辩护。
许多人认为，“N号房”虽然是犯罪，但围观者并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承担高额的成本。
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主张顺顺当当、天经地义。
面对如此理直气壮的自我辩护，固然有个体人性的卑劣，但群体性的护短，则暗示着社会的病理。
回顾韩国近些年来的各类性别议题，韩国的男性与女性之间都会存在难以逾越的认知鸿沟，更关键的是，双方都觉得自己才是基础伦理的维护者。
在基础伦理的认识问题上出现分裂，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最深刻的官能症。
许多韩国女性抱怨，在谈论性别议题时自己的男朋友似乎还活在中世纪。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
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韩国作为现代化的承受者，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吞下了许多名词：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快速地出现在韩国人的笔头上，并成为金科玉律，人们大体不会认为这些原理是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