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魏晓涵
编辑/ 石爱华 宋建华
王放在上海拍摄到的貉
一场疫情，让野生动物重回人们的视野。除了“吃野味”和“携带病毒”，很多人对城市里的野生动物知之甚少。
当这些“邻居”无意造访人类的世界时，有人害怕、恐慌、手足无措，把它们天然地放在了“对立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让很多普通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与城市中的动物相处？”
王放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在北京生活。在他的记忆里，80年代的北京城能常常见到胆小的松鼠和黄鼠狼，随着城市的发展，现在“只能专门去找了”。寻找的结果依旧出乎他的意料——“城市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远远超过普通市民的想象，它们也可以长期和人类维持和平共处的关系”。
结束了在北大和美国史密森学会、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生涯后，王放供职于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他以上海为据点，在最近一年时间，和团队成员展开“城市里的公民科学家”项目，招募市民，共同记录城市里野生动物的行动轨迹和生存状况。疫情之下，他们布设在公园、小区、森林里的八十台红外相机日夜不息地记录着野生动物的生活轨迹。
在王放看来，城市野生动物管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意味着动物保护和科普、居民观念的改变，还涉及到破坏和传染病的问题，但有一点无需质疑——野生动物的多样性，对一座城市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以下是王放的口述。
王放给志愿者讲述项目内容
城市“避难所”
在北京的闹市区，我许多次见到过野生的黄鼠狼。有的在国贸、海淀黄庄，有的在景山、鼓楼东大街、和平里。而在上海的青浦区、金山区、奉贤和南汇，都能见到野生貉的身影——这是一种胖胖的山地动物，你可能还听过关于它的成语，“一丘之貉”。
如果把范围外延放大，城市里的野生动物还是相当多的。以北京为例，城区里常见的有黄鼠狼、刺猬、金花鼠和岩松鼠，当然有大量的鸟和昆虫。把周边的密云、门头沟、延庆、昌平算上，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就会出现了，比如远东狍、野猪、豹猫等等。
我们可能想象不到，城市里一些野生动物分布之广，适应性之强。如果你让我画一张没有黄鼠狼出现的北京地图，是有困难的，通常小区周围两三公里范围内就能见到它们的身影。我们做生态学研究，在上海的公园通过红外相机拍到的野生动物，可能比在野外的闽山或者秦岭山脉里拍到的都多，只不过豹猫换成了刺猬、黄鼠狼。
这些野生动物体型比较小，都挺聪明的，能迅速调节自己的活动时间来适应城市生活。
我曾经和它们度过一些奇妙的时光。在一个深夜，一只貉和我在上海的青浦区相遇，它好几次一屁股坐在我脚下，挠痒痒发呆。而在晚上六七点，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的北京，黄鼠狼会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小区里，它们面对人类似乎很淡定，周围车来车往，离着两三米的地方还有人在散步、遛狗，要知道原本它们应该是很胆小的动物。
和二十几年前相比，我的感受是，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变少了，和人相处起来也更镇定了。我从小在北京长大，80年代那会儿，海淀到处都有小河，还能经常冒出泉水来，北大周围有许多荒山。那时候整天到处能见到刺猬、松鼠，记忆中它们羞怯而胆小，更多在离人远一点的地方。再早一点，70年代，北京的西直门、北太平庄这些地方还有狼存在，郊区能看到豺。
后来城市的大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小时候的树林、野地都没有了，荒山变成了超市、社区和小广场，动物生活的地方肯定是变少了，估计数量可能是以前的1/5，甚至更少。不过它们可能目睹人类的活动多了，知道什么时候该躲，不像以前那样胆小羞怯。这个观察和国际上大家对城市动物的观察是基本吻合的。
城市天然地吸引着野生动物，它的特殊性能给一些野生动物提供保护。现在野外已经很难见到野生的貉了，以前在大小兴安岭、华东华中、云南贵州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但过去三十年它们像是灭绝了一样，我们猜测这个种群中可能突发了某种致命的疾病。
在上海，发现超过60个小区都有貉，我们是很吃惊的。城市好像一个避难所，野外的世界天翻地覆，这个“保护区”里的貉反而能蓬勃旺盛地生存下去。它们在十几年里适应了城市生活，它们在下水道和排风口附近生活。原来在野外抓青蛙、抓小鱼、小虾，在城市里变成了翻垃圾桶、吃猫粮，甚至到食堂和饭馆周围看看能不能捡一些残羹剩饭。
于是，貉成为我们在城市里寻找野生动物的起源。
正月初十这天，上海市闵行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出动了六次，接到报案驱赶居民在家庭周边见到的越
冲突和共存
野生的貉怎么没有了？我们尝试去找原因，没有相关的资料。貉不是“保护动物”，以往通常是养殖场用来提供皮毛的，所以我们只能找到怎么给它打药、吃抗生素、看病的资料，但在自然的状况下，这个种群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非常遗憾，找不到这样的记录。
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们带着一百个市民志愿者，在上海的公园、社区安装红外摄像头，记录貉在内的野生动物的活动。现在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回收设备，这八十多个摄像头还在日夜不停工作着，它们有的在人活动比较多的地方，有的在森林里，有的在湿地附近，我们希望监控的区域能覆盖所有类型的城市环境。
这些志愿者是我们通过“公民科学家”项目招募来的，有教师、政府工作人员、程序员、学生，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一个来自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的女士，计划直接把研究数据拿进课堂做科普；还有一个拍上海这座城市的纪录片导演，要把我们的调查记录下来。它好像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自己在生长。
我们在上海的小区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大多数居民对野生动物的态度是友好的，但其中掺杂着比较多、比较复杂的意见。有的时候，貉会去翻人类的阳台，把花盆打翻，或者把花园挖出洞来，居民就会有意见。貉喜欢集中排便，如果正好堆在谁家窗口、楼下，就会有不满了。
野生动物和人在城市里产生冲突，是很常见的，尤其是生态好的地方。我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就遇到过大脑袋的浣熊扒拉开研究所的推拉门，瞪着水汪汪的眼睛找人要食物和水。被喂过的浣熊发现人可以提供食物，就会跑到人的房屋里偷东西，咬坏窗户、甚至毁坏房屋。在美国，每年就损坏房屋这一项，浣熊带来的损失可能超过千万美元，同时可能引起火灾、漏电等等。
在美国，不只是浣熊，郊狼、负鼠、臭鼬和人的冲突也非常多。我有好几个同事的车或者人被臭鼬喷过，味道重到车基本两周不能开，短期之内甚至会让人和宠物双目失明。去印度开会的时候发现，那儿的豹子会跑到城市里杀狗、甚至伤害人；而在欧洲，野猪、松鼠、狐狸同样会带来经济损失。
另外一个问题来自野生动物携带的传染病。美国有一种叫莱姆病的疾病，靠蜱虫传播。城市周围有很多白尾鹿，蜱虫吸了它们的血再去吸人血，就会把野生动物身上的传染病带到人身上，我们研究所几十个人就有三个同事得过这个病，其中有一个还伴随很严重的过敏反应，一度需要打大量的激素来维持生活。
渐渐我们发现，其实人和动物的冲突是非常正常的事儿。随着中国的城市生态越来越好，野生动物在城市聚集的越来越多，可能二三十年后，动物和人在城市的冲突一定会成为一个问题，到时候再调查就晚了。我们现在先积累数据，也许以后就能用到。
现在研究刚开始进行不久，目前有一大批仪器和设备在城市里自动记录，因为疫情的原因没办法回收数据。后续还会和动物直接接触，例如给貉带上GPS定位项圈追踪它的行动轨迹，看看在城市里它会遇到些什么麻烦。现在顾虑到疫情，大家可能有恐慌，进行的都是无接触的调查。
这个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寻找会持续多长时间？我希望是永远。真的是这样，只要我们在上海，工作就不会停，因为城市环境在不断变化中，所以这个事儿没有结束的那一天。
横跨五环的动物通道（效果资料图）
跨五环的动物通道
我们在上海调研的时候，有居民也会担心貉会不会带狂犬病？刺猬有没有可能携带吸血蜱虫？这样的可能性理论上存在，但只要人不去触摸就好。人不主动接触、投喂野生动物，见到之后也不必驱赶甚至投毒。
长远来看，我们可以把城市野生动物疾病的监测网络建立起来，更理想的状况下，可能需要定期给野生动物取样，看它们有没有携带传染病。现在是存在这个网络的，但调查力度可能不够，不能充分让大家安心。
其实从市民的角度来说，能做的有限，更大的挑战交给了城市设计者。如果城市有一些好的设计，比如一望无际的草坪周围种一些灌木、矮树，人和动物直接“大眼瞪小眼”的状况就不会出现。
在北京，野生动物需要喝水的时候可能会去京密引水渠或是昆玉河，但是堤岸是水泥的，动物只能集中在一两个能靠近水的地方。但比如像莱茵河或是曼哈顿河，周边是自然的堤岸，有很多松软的泥土，接近水的地方比较多，动物和人使用这些河湖就有更多的选择，自然分割开了。
这些年，我们的城市也在做很多的尝试。
最典型的是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刚开始建设的时候是一个大荒滩，建成三年之后，公园里出现的鸟就超过了200种。这个公园南北两块被五环路隔开了，动物要穿行怎么办？他们就给野生动物设计了一个专门的通道，过街天桥似的，像一个盖子盖在五环上方。
刚开始设计的时候，谁也拿不准动物会不会用。建完之后很快发现，刺猬、黄鼠狼真的会用这个通道，通道周围种了树和灌丛，动物发现能走，闷头就过去了，在五环的两侧左右来回跑，这是挺好的一个尝试。
有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样好的案例，也有破坏的例子，喜忧参半。
比如城市里对动物最大的威胁来自除虫剂、除草剂和鼠药的滥用。投放之后，可能老鼠、害虫没有被杀灭，或者很快恢复，但是这个地方的刺猬、松鼠、螳螂就再也恢复不了了。只要这些毒药在，就很难说城市里动物的生存环境是好的。
欧洲人在评价自己森林的时候有个词，叫空林（Empty Forest），说的是森林虽然恢复得很好了，但是里面没有动物，这种森林是没有生态功能的。我们的城市生态建设肯定是越来越好，但这个过程中需要防止空林。被用过化学药品的绿地，看着很美，但是没有功能的。
王放在上海小区里遇到的貉
野生动物与城市价值
我们会觉得一些城市很美，国内的大理有苍山洱海，杭州有西湖、小山丘陵，国外有爱丁堡、华盛顿，包括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人在里面生活得很舒服。一个原因是，自然和人的活动是镶嵌在一起的。就像我们说到北京最美的地方，老北京有个“燕京八景”的说法，一定都是地名和自然景观的结合，比如蓟门烟树是有树的，金台夕照有山和夕阳。这是理想化的城市图景。
许多国外的城市，自然骨架没有动过。例如纽约，在人口和高楼密集的城市中心，保留了一个中央公园，随时能见到松鼠这样的野生动物。从城市建成的第一天，就确定了野地是要留下来的。
中国的城市人口密集的区域很多，沿着北京五环转一圈，没有人口密度低的地儿。我们在城市建设的时候，填掉了很多自然（区域），比如北京的北太平庄，以往有十几条河，现在就保留了一条小月河。以前的河流网络在旧城改造的时候填掉了，现在往回找会有一点困难，可能需要用替代性的方式。既然没有大的，我们可以建一些小的生态系统，让它们之间相互连上，实现大的功能的。
你要问野生动物在城市里生活情况好吗？我只能给出答案——不好。它们面临各种威胁，来自化学药品，或是植被单一，它们没有遮蔽和食物带来的生存危机，或是城市的流浪猫狗对野生动物的威胁等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园林部门沟通，你要种树、灌丛，种一些旺盛蓬勃的乡土物种，让城市的绿地不是观赏性质的，而是有用的。
在疫情的特殊时期，城市里类似蝙蝠这样的野生动物会经历一个比较难的时期。（注：据媒体报道，疫情期间上海市出现多起居民在家附近发现越冬蝙蝠，引起恐慌的事件；同时有法学专家建议，对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动物允许生态灭杀，引发争议）后续可能越来越多的城市去驱赶它们、或是大家躲着它们不去招惹，我们希望能朝着后面一种状况发展，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和城市管理部门沟通，劝说市民减少不必要的恐慌。
如果有蝙蝠或者其他野生动物误闯入居民家里，可以求助当地的动保机构处理，对野生动物停留过的地方进行消毒，不必灭杀。
既然野生动物会带来一些麻烦和城市管理问题，它为什么对城市来说还是重要的呢？
这是我们做生态学研究的人最不愿意回答，又无法避免的问题。如果真的去计算野生动物的价值，大概也能说出一些，比如城市里的蝙蝠能控制苍蝇、蚊子的数量，草地的害虫能交给刺猬，黄鼠狼能减少老鼠的数量。
但更重要的是，野生动物是城市价值的体现。城市天然吸引着野生动物，只要我们把城市建设得漂亮，到处有流水、有小山、有旺盛的自然植被之后，野生动物一定会多的。反之，没有野生动物，意味着城市本身建设得很糟糕。野生动物多样性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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