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挣钱的人》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上映时间是1983年。张郁强导演，陈士濂编剧，李少红在其中做副导演。这部影片在当时反响不大，在一本各大厂都参与的编年纪事上，1983年的北影厂部分没有这部影片的任何创作信息，只在年底罗列的一堆影片中，出现过它的名字。
翻阅当年的资料，只见到一篇文章（《重要的是写人——读1983年电影文学剧本印象》，任殷，《电影艺术》1984年第8期）提及这部影片的剧本。文章提到它是写“四个牧区农民在责任制鼓舞下出门承包副业，途中遇歹徒斗争，发扬风格”的故事。文章认为剧本以写事件、写问题为中心，偏离了人物性格去构筑为主题服务的情节，其中的四个人物基本是为交代情节而活着的，形象空泛，因此导致了思想无力。
80年代评论界有一个关键词是反平庸，上述作者显然认为这部影评是平庸的。笔者未曾看过剧本，不知道影片是否完全遵循剧本拍摄，但可以想象到，无论从编剧、摄影还是导演调度，本片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的主旨不在于意外发现了一部被忽略的佳作，只是非常偶然地在网上邂逅了这部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影片，然后做了一些笔记，谈一下我的感想。
当然，笔者也的确是在思考我们如何去观看一部距今40年的十分普通的影片。就中国80年代电影研究局面而言，我们的研究视角多是精英主义的，多以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为主轴和框架，正如大家所见。对于大量难以归纳其中的影片，除了娱乐片、伤痕电影等范畴，往往很少其他的研究思路将更多的影片纳入进来。这当然也是无奈之举。
但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发现一部不怎么成功的平庸的影片，一样具有解读历史与还原历史的潜力，可以发现它不仅仅是作为电影文本，也作为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所具有的价值。当然这样的观看和理解，在今天必然是另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批判性而非欣赏性的，是“病灶式”的文化观察。
《出门挣钱的人》这个片名今天看过于寡淡，但在当年应该能产生惊奇和刺激，影片开始就交代了西部某村的生产队长，招呼村里的其他三个人一起出门“干副业”，他们的诉求很清晰，大保是为了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尕顺是为了赚钱娶媳妇，马大爷是为了修房子，他的孙女则强烈要求他带回一只羊来。
在影片的呈现中，这个村子自然是非常穷困的，这形成了他们出门挣钱的动机。他们的行动显然都有为了个人的利益诉求。他们上路了，外边空间广阔，风景很好，影片在青海拍摄，镜头中有美丽的青海湖和草原，还有桀骜不驯会唱歌的牧羊女。
但是，迅速地，他们遇到了一个有着208头羊的羊群，这个羊群后来证实是国有农场丢失的财产。他们是留下来保护这群羊，还是不管这群羊，抓紧赶路赚钱？因为签了合同，若保护这群羊，他们出门挣钱的计划就会失败。
电影故事线上这个迅速设定的道德困境不禁令人莞尔，这种情况在80年代早期太多了。在中国电影叙事的历史上，那时候的人们是无法好好出门挣钱的，在挣钱之前，他必须先遭遇灵魂的拷问，这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交战。80年代电影中的个体经营者，尤其在80年代中早期的电影中，他们在道德上都备受质疑，他们必须经受这一关考验，才能顺畅地展开个体商业活动。
这样一层伦理思辨，在现实生活的个人身上，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当时的电影制作属于电影厂，尤其是一个主体性没有那么强、本着干好“本职工作”的态度进行创作的群体，它的思考更倾向于从权威化的意识层面来思考和忧虑。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思辨成为当时电影普遍的思想结构模型，也代表了那是一个普遍的困惑，是那个年代需要处理的问题。出门挣钱的人在当时看是一个脱离了旧有秩序的人，所以其行为带有冒险性质，但以今人的目光来看，这种为了个人做出的举措是符合经济自发秩序的，他们不是失序和脱序的表征，而是重建良性秩序的开拓者，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转向一种自主状态的试验。
可以联想一下《芙蓉镇》，秦书田和胡玉音的桃花源在个体户经营的米豆腐店里。秦书田坚持留在米粉店，据说不是原剧本中有的，而是富有山林野逸气息的阿城的建议。这不是一般的逃避什么，而是这其中包含个人主体性的经济原理。
《芙蓉镇》剧照
在遇到这群丢失的羊群的时候，三个人各有态度，尕顺是单纯善良而有责任心的，他坚持留下来照看羊群，在这个过程中还和本地牧民姑娘彼此产生了好感。大保在抱怨中也留下来了。其实队长和马大爷之前有矛盾，队长曾经将马大爷的自留羊给充公，这个行为在今天来看，则公私处理的原则已经不一样，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互相谅解。他们在保护他人的财产的过程中，都不再坚持以副业为重的想法。当然期间队长也曾想将羊通过“歹徒”卖掉，但最终改变了想法。
为了交代羊群的来龙去脉，电影另有一条线，一个国营农场面临解散，理由是退农还牧，主任为农场清算账目，发现少了200只羊，但又不确定。主任老婆为丈夫职位着想，劝他快去州上活动。她来办公室拿废纸生火做饭，先是拿了一堆财产清单，被丈夫阻止，又拿出一堆奖状，说，这个总没用了吧。但丈夫说，难说。
当主任见到这群羊，打算将它们便宜处理给牧民一家，然后匆匆离去，这时候尕顺上去说，我们是出来搞副业挣钱的。然后主任拿出一张奖状来，送给尕顺四人。但牧民一家告诉主任，你不能这样做！
在更早的叙事中，做好事的人一定会拒绝任何物质奖励，这样才使得他的行为变得更为纯洁。奖状是以符号和象征来管理的机制的一部分。可见1983年的叙事虽然保存了之前集体主义思路，但也有往前推进的地方。
影片的结尾是四人继续赶路，路上忽然听到羊叫，原来是牧民一家将羊放在他们车上，而尕顺也发现了牧羊女偷偷送给他的项链。他们这一程的事业眼看着黄了，却由于为国家和集体做好事，他们有了意外的收获，马大爷获得了孙女要求的羊，而尕顺也约等于娶上了媳妇。
集体与个人的思辨在80年代初电影中的普遍存在，由今日视之，是一种强行设立的矛盾对立，一种强迫症般的存在。本片叙事往前推进的一步在于，个人的利益在这里已经有所觉醒，这是符合人性的，但它的思辨仍然远远不够。它通过叙事，将电影制作成了另外一种奖状，用来鼓舞人心。这也间接承认了象征和符号的权力，完成了与旧价值观念的对接，这也许是它真正平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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