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下丝绒”看西方摇滚乐的两个面

▲ 左起约翰·凯尔、路·里德、安迪·沃霍尔

关于安迪和地下丝绒的因果关系无需赘述，来看乐队自己人的话——“他（安迪）是一个观众，我急需观众”；“我们在制作唱片时不用担心任何人改动唱片，因为我们有安迪·沃霍尔坐镇”；就连当时地下丝绒首秀的广告语都这样说——安迪有一个乐队叫“地下丝绒”

当然，那时围绕在“地下丝绒”身边的可不止一个安迪，在那个时代、圈子、环境里留下印记的大牌人物不计其数，其中不乏诗人、画家、收藏夹、电影制作人甚至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政客……

如此看来，在那里诞生的人，想要出名，就差一个“作品”了！

▲ 安迪·沃霍尔的“工厂”

话说至此还没完，一个人的晦气也好，运气也罢，在特殊时代环境下往往充满了惯性——正值“地下丝绒”如日中天之时，远在欧洲的捷克，一场名为“布拉格之春”的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你能想象到吗，地下丝绒乐队乃至以他们为代表的的西方摇滚乐，竟成了那场政治运动的重要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柱。

一时间，捷克的摇滚青年、诗人、作家、前卫艺术家犹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出。他们听着路·里德和约翰·列侬的歌曲涌上街头，去抵抗苏方的集权统治。那支深受地下丝绒影响，由诗人、艺术家、前卫爵士乐手组成的“宇宙塑胶人”乐队，便是其中代表。

随之，我们都知道1968的捷克发生了什么…

▲ 宇宙塑料人演出现场

这个动力源所带来的发酵效应可远远超出了地下丝绒乐队本身的发展速度。众所周知，乐队的第二盘专辑（《白光/白热》，1968）是其瓦解的分水岭——先是安迪·沃霍尔的退出，再是妮可、约翰·凯尔离队……直到路·里德单飞。

与此同时，欧洲方面，捷克进入七八十年代，受冷战思维影响政治气氛越发紧张，一批批异见人士被警方扣押、逮捕、驱逐出境（作家米兰·昆德拉便在其列），当权者甚至用砍伐森林的方式来阻止“宇宙塑胶人”的演出，可想而知，“摇滚乐”在那个“黑暗的七十年代”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人民反抗所起到的催化作用。

事态发展到八十年代末，紧张的局势以一场名为“丝绒革命”的运动而告终，自此，捷克走出了如同中世纪般的黑夜。

又是“丝绒”！

没错，组织这场革命的作家兼异见人士哈维尔正是从那场“摇滚音乐史”中获取的灵感，从而将其运用到社会运动中，改写了历史。一年后，作为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接见了作为摇滚明星的路·里德（地下丝绒乐队主唱）。

▲ 前杰克总统哈维尔

我知道，自地下丝绒解散后，乐队的几位“摇滚明星”都还在继续创作、出唱片，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所认知的那个“地下丝绒”早已不见了，甚至那些你在“香蕉”专辑中所熟悉的长音、连复段、唱腔也都找不到了，但要知道，历史赋予摇滚乐的职能从来就不止“音乐”一个面（若真如此，相信以路·里德和妮可的“糟烂”唱功连中国好声音初轮都过不了：）——从捷克事件到越战、五月风暴、美国女权种族运动，乃至“伍德斯托克”、“灵魂乐之夏”甚至阿富汗战争，“摇滚乐”对于西方人来说其另一面职能显露无疑，我们当然无力评价其对社会积极、消极影响与否，但至少，它会像所有其它艺术品、圈子和人群一样延伸到音乐以外的层面，去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 解散后重聚的地下丝绒乐队成员

那么，从音乐以外的层面谈论摇滚乐（指社会、政治等层面）对我们远在东方的人又有什么影响吗？这个问题就像问“谈论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一样复杂难回答。但有一样事情可以肯定：乌克兰再不会出现个“地下丝绒”或“宇宙塑胶人”了——音乐可以复制模仿，但历史是无法复制模仿的。

额，抱歉说错了——音乐作为产品可以模仿，但西方的某些“摇滚乐”（准确地说是摇滚乐的另一个面）却永远无法模仿，因为它早已跟那特定时代、人物捆绑到了一起。

关注【星期五文艺】，解读文艺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