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北京王府井附近一家百货商场的电梯旁,一个戴着小红帽、绑着麻花辫的笑脸娃娃正孤零零地躺在地上。没多久,一个路过的年轻人发现了它,站在原地等了半天,见没人认领,就把它带回了家。
(资料图片)年轻人是达达乐队的主唱彭坦,他把娃娃挂在书包上,去哪儿都背着,朋友说他:“你可真行,天天背个娃娃干什么?”达达乐队的首张专辑《天使》推出,娃娃成了封面,拍MV时,娃娃也出镜了,可等MV拍完,娃娃就被弄丢了。“娃娃丢了,我还在片场发了火,特别生气,那时我还很幼稚,跟小孩一样。”彭坦说。
曾有乐迷感慨,不管彭坦多大,变成什么样子,当“我急促地甚至奔跑起来”的旋律响起,青春滤镜下的少年便开始了奔跑。记忆中的彭坦,永远都是少年模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彭坦比很多同时代的摇滚歌手都要幸运,他五官清秀,自带一种干净的稚气,那是一张通俗意义上偶像派的脸,虽然他一度反感这类标签,且因为外形优势,被彼时的摇滚圈自动划到“小偶像”的阵营,不招同行待见。
然而,即便彭坦淡出公众视野,抑或是蓄起胡须,把自己刻意往颓里打扮,但只要他站在台上,开口歌唱,总能迅速撩拨起人们的心弦。那是一种名为“青春”的怀旧情愫、一种通过“雨水”“潮湿”“松软”等数个词汇便能哼出《南方》的年少记忆。
达达乐队的名字是彭坦起的,他觉得“达达”挺响亮,简单又好记,“拿起喷漆罐在墙上滋滋几下,喷出‘达达’两个大字,感觉帅极了”。乐队在武汉做完专辑demo(小样),很快被华纳唱片高层挖掘。几个大男孩背着吉他,离开武汉,带上一纸合约来到北京,成为中国内地第一支,同时也是唯一一支签约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摇滚乐队。
彼时的北京正值冬日,十分萧瑟,乐队成员举目无亲,四顾茫然,每天的活动半径无非是租住的宿舍、唱片公司和录音棚,他们谁也不认识,只跟公司的同事打交道。千禧年如约而至,彭坦满怀野心和憧憬,想象接下来的美好生活:“等攒够了钱就可以录制下一张专辑,我们会去全国各地Live House巡演。
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要冲出去了!”《天使》一经推出,大受好评,不到一年的时间,销量突破20万张。达达乐队火了,一片赞誉声中,不乏鄙夷和质疑声,彭坦年轻气盛,铆足了劲想要证明自己。三年之后,达达乐队再度推出第二张专辑《黄金时代》,可专辑问世伊始,却没激起什么水花。
“我一直憋着一口气,想证明我们做的不是大家口中所谓的肤浅流行摇滚乐,特别想通过第二张专辑证明自己,可一看到这种局面,一下子就蔫了。当时的唱片行业也有一种兵败如山倒的感觉,各个部门都在遣散员工,演出活动几乎没有了,行业内每个人都是低气压,挺无力的。”没多久,达达乐队宣布解散。
若干年后,《南方》、Song F广为流传,人们开始回过头,意识到专辑《黄金时代》的珍贵,而此时,达达乐队已经解散很久了。“挺遗憾的,正好跟大众认知有一个时间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决定重组乐队,时隔20多年,推出第三张专辑Hello!”彭坦说。
图为达达乐队。这支由彭坦担任主唱的摇滚乐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我到底把哪一面藏起来了?”
虽是年少成名,可当忆起往事,彭坦却几乎没有春风得意的感觉,甚至经常处在一种垂头丧气的情绪里,“那时我总觉得面对大众、面对舆论,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他们眼中的不是真正的我,(我)总在怀疑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
彼时的摇滚圈,崇尚的是粗糙与叛逆。彭坦感慨:“那个年代,摇滚圈是有鄙视链的,像我这种,人家看一眼,直接就给我划拉到另外的阵营里头去了。说实话,当时我身上确实有点小明星的感觉,普通话说不好,接受采访都是港台腔,整个人非常别扭,确实招人烦。”
彼时的华纳唱片,有意借助彭坦的外形,将乐队包装成偶像团体,彭坦却总想跟他们拧着来,“他们那时老说我,小彭啊,你是在学朴树吗?你得积极、阳光一点啊,别一天到晚在那儿装颓”。
公司给彭坦安排的宣传照,自然是怎么偶像怎么来,彭坦不想配合:“我特想弄得脏一点,第二张专辑的封面,我参与设计了,我做的封面全是那种大噪点、大颗粒,人脸都看不清,看起来脏兮兮,跟地下乐队似的。公司看完直接就给否了,我也拗不过,最后只好放弃。”
否掉的专辑封面,被彭坦带回了家,一直珍藏着。等到2013年的专辑《迁徙》,他仍在坚持,蓄起胡子,遮住半张脸,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要用我全身的力量告别傻白甜。”“我好像有舞台人格,在舞台上总是一副忘乎所以的开心模样,等从舞台回归生活,就又陷入纠结,纠结这样的形象会不会过于肤浅。
难道生活里那么多的晦暗和不愉快,全都看不见吗?非要把这些隐藏起来吗?我好像一直没法过那种真正的明星艺人式的生活,也很少回看自己舞台上的表演,觉得难为情。”彭坦常会陷入自我怀疑,这种自我怀疑,一方面推着他往更深处探索,另一方面也让他没法彻底沉浸其中。
有时站在台上,看台下不同人群的反应,有人忘我跳舞,有人跟着挥手,有人低头玩手机,有人则冷漠地站在远处,彭坦便会产生一丝抽离。创作时,彭坦总是会把那些过于强烈的情绪、过于极端的表达,一点点打磨掉,与此同时,他心里十分清楚地知道,艺术很大程度上就诞生在这种极端中,抑或说是某种自负中。
“创作者的自我笃定和毫不怀疑太重要了,我对他们的这种毫不怀疑,真是既羡慕又怀疑。”豆瓣上有很多关于摇滚乐手的帖子,涉及彭坦的,常是“快乐”“温暖”“真诚”之类的词汇。
彭坦对此十分困惑:“你说,我是不是太无聊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完全光滑的呢?我老反思我到底是把哪一面给藏起来了。我欣赏那种个性分明的人,也希望自己呈现出这一面。我当然也有dark side,也不是一个迷失在花花世界中快乐不自知的人,不知道大家在我的歌里感受到没有?”
彭坦喜欢王小波,《黄金时代》的专辑名称亦源自王小波那本家喻户晓的小说。彭坦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懒惰的表达者,做着无穷无尽、虚伪的表演,刻意逃避复杂的情绪。
其实在早期歌曲中,彭坦便尝试了诸多反叛的表达——《节日快乐》一度被认为是一首没心没肺、无比快乐的口水歌,实际上,彭坦在歌中加了很多反讽,“你面带微笑,与周遭景色处处融为一体,身陷这种谁也无法控制的顽皮”;到了《黄金时代》,情绪就更低沉了,他写道:“没有人去在乎这背后那些迷惘的,你说我们的生活,这残酷但伟大的,不知道因为害怕些什么,或是觉得它不够真诚的。”
然而事实就是,那个曾有着好多奢望,想吃,想爱,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的少年彭坦,那个曾天真地以为自己会一直生猛下去,什么都捶不了自己的摇滚歌手,唱着唱着,乐队解散了,自己也蔫了。乐队解散之后,有人继续做音乐,有人则彻底退了圈。
彭坦也萌生了转行的想法,他想做图书快递员:“每次有书快递到我家门口,对我说‘先生您好,这是您买的书’,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当时北京有一个找工作的报纸,叫《手递手》,我在报纸中缝上,看到一则招聘快递员的广告,心想以后没工作了,我就去送书。”彭坦颓了几年,最终还是没能舍弃音乐。
此后的一个夏天,他推出个人专辑《少年故事》,在歌曲《孔雀》中,他唱道:“昨天的味道已经散去,悄悄蒙上一层灰尘,看不出挣扎的痕迹,都是暧昧的,都是陌生的。”在此之后,彭坦和常春晓相恋,步入婚姻,成为父亲。
谈及女儿,他声音里都洋溢着快乐,坦言自己是“女儿奴”:“一开始我还想,这样不行吧,一点老父亲的威严都没有,天天被欺负,后来发现这是我和我妻子、女儿三个人之间相互磨合出来的相处模式。”彭坦和妻子的相处,也是类似的状态,“吵架完全不是对手,想怼她前奏的时候,她已经到副歌了”。
或许是组建家庭的原因,这些年彭坦变得越发松弛。他很少愤怒,对于反感的标签,亦不急着反驳:“可能我之前太顺了,因此常感到受挫,现在我不再用自己的标准,苛求一切都像想象中那般妥帖,实际上,我已经得到足够多了,应该学着满足。”
彭坦与妻子常春晓。
是谁的青春期如此漫长?
彭坦出生在湖北省宣恩县,父母均是来自武汉的知青,年轻时支援新疆,之后从新疆来到湖北宣恩,后又调回武汉。彭坦在宣恩长到10岁,举家迁往武汉那天,他一直在哭,卡车在清晨出发,很多要好的小伙伴都没来得及告别,他哭着哭着,就在摇晃的车上睡着了。
“那是我儿时印象中极为深刻的一次委屈,小孩嘛,没有大城市的概念,就觉得宣恩才是家乡,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离开这么快乐的地方。童年自此变得割裂,很多东西都变了,我父母说我小时候特别开朗,结果一到武汉,不听话了,开始叛逆。”
宣恩县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风景秀丽,境内河网密布,有很多条小溪。彭坦儿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去溪边戏水,在树林里钻来钻去,“那时候物质匮乏,没什么玩具,我记得我爸给我做过风筝,还有木头小手枪,除此之外就是四处乱跑,每天跟大自然玩”。
彭坦的母亲是兵团中的文艺积极分子,经常在农忙时组织文艺会演,父亲则担任电影放映员,像电影《一秒钟》里那样,拉着放映机四处放电影。成年之后,彭坦曾与父母一同回到新疆,在石河子博物馆里,他看到父亲的老照片,“我爸坐在人力木板车上,车上摆着电影放映机,看上去还挺帅”。
父母很早就发现彭坦可以在一个地方安静地画画,便送他去学画。按这条轨迹发展,彭坦大概会成为一个画家。转变发生在彭坦15岁那年,那年他读初二,上午学校开完运动会,中午在回家途中,他走进一家音像店,买了一张崔健的《解决》,“我拿回家听完,整个人就不行了,好像被什么东西一下子击中似的,变得很躁动,就觉得我必须立刻马上找个吉他弹起来”。
彭坦的哥哥在家中挂了一把红棉牌的吉他,彭坦赶忙拿下来,撩拨几下,想着必须赶紧学会弹吉他。后来,他在距家中不远的电线杆上,发现一则教吉他的小广告,便和同学一起报了名,“我记得吉他老师姓刘,喜欢强调基础,我就有点按捺不住啊,想赶紧学那种特别帅的solo,弹大失真,大概上了三节基础课吧,等我学会弹《桑塔露琪亚》,就跟同学一块跑了”。
此前,彭坦偶尔会听一些港台流行歌曲,可从那天起,他完全沦陷在对摇滚乐的狂热之中:“崔健对我的影响太深了,而且这种影响是持续的,他会提醒我因何出发,当下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音乐、对待人生。”
彭坦把崔健的《一块红布》的谱子扒下来,弹了一遍,便开始尝试写歌,与此同时,他开始马不停蹄策划演出,“其实有的和弦弹得都不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抱着双卡录音机就去街边演出,一边放卡带,一边弹吉他,有路人朝我们扔钱,我就跟他们说,不要钱,我这是义务文艺会演。
当时我特别中二,就觉得自己行了,非常鲁莽地就开始了四处演出。有时现场十分混乱,设备也不行,但台下观众的反应很热烈,一直欢呼,我便隐隐感觉,自己或许有能力制造一些混乱”。就这样,彭坦一路唱到了北京,结识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亲历了很多超棒的音乐现场,“挺幸运的,像窦唯、脑浊的现场已经无法再现了,可当时在Live House里,我全都看过”。
在此期间,彭坦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用电影《一代宗师》中那句经典台词来形容,这是一段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曾经那个巨大的ego膨胀出来的巨型泡沫,被一点点戳破了”。
2018 年,达达乐队成员在武汉重聚,他们决定重组。
有点缺憾未尝不可
刚到北京那几年,彭坦不太会照顾自己,经常生病。录制歌曲《等待》时,他白天录完器乐,晚上回到家睡不着,就去工体附近一家24小时营业的永和豆浆写歌词,一直写到天亮,写完回家眯一会儿,直接就进录音棚录歌。
因为重感冒,彭坦鼻音变得很重,嗓音和之前都不一样了,给专辑做后期时,缩混师直犯迷糊,“怎么是这种嗓音?都不像你了”。彭坦一度想重新录唱,后来又觉得这声音有种别样的味道,最终仍选用这一版本。
彭坦挺喜欢这种状态,他时常觉得现在的音乐制作过于光滑,有点缺憾未尝不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达达乐队亦充满了缺憾,处在一种未完待续的状态中。2018年,达达乐队成员重聚在武汉,在排练室里唱起昔日老歌,内心无比唏嘘,他们决定重组。
2019年,仙人掌音乐节上,达达乐队登上舞台,彭坦对台下的观众说:“大家好,我们是达达乐队,我们是一支20年前来自武汉的乐队。”“登台那天我特别激动,甚至有点失控,差点控制不住情绪。乐队重组后,我们又重新经历了一遍所谓的‘蜜月期’,我们约定好,要在一个完全轻松、享受音乐的状态下做一张新专辑,不给彼此太多压力。”
曾经活力无限的四个少年,如今早已年过不惑,接连组建家庭。乐队重组后,最为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身体不再“扛造”,必须得合理分配精力才行,其次就是平衡工作和家庭,“如果今天谁要接孩子放学,那排练就得早点收工,我们没法再像年轻时那么肆无忌惮了”。
几年前,彭坦在一部法国纪录片中看到一群人在深圳水世界冲浪的画面,顿觉十分震撼,当即决定把它画下来。他从2020年年底起稿,一共四张,画到画室拆迁,搁置了半年,之后再次拾起,画到2022年的夏天,吉他手吴涛突然提议用第四张画当Hello!的封面。
彭坦索性停了笔,他说:“这相当于给了我一个台阶,不用再画了,其实前三张都画完了,只剩第四张没上完色。我总感觉那种特别完美的作品,看久了容易疲惫,未完成的状态,再来一点即兴的感觉,挺难得的。”专辑封面中,密密麻麻的人群拥挤在一方水池里,等待下一波人工浪潮来袭。
彭坦说:“我曾以为每个人都很雷同,一天就能画六到八个人,可等真正开始画了之后,才发现每个人都是参差多态的,没法用一种流水线的方式,复制下一个人物的神态。在这么拥挤、这么嘈杂、这么同质化的状态下,每个人仍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感受也是不尽相同的。
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妙,甚至可以和现实生活形成某种互文。”彭坦自认是一个善良的人,可有时不合时宜的善良,常令他感到软弱,他时常提醒自己,再勇敢一点:“我很少语出惊人,经常把两股极端的情绪,模糊在一个中间地带,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系。”
在新专辑《花世》中,彭坦写道:“一张画,一首歌,一个无聊的人;一整天,一件事,一个自卑的人。”不过,对于这些,彭坦早已不再强求,他说:“到了这个年纪,我已经意识到很多事情是能力范围之外的,我知道我的生活,早已进入了一种特别标准化的normal life,可即便是这种状态,也是十分难得的,也要花费很大一番力气。
我已经没什么野心和奢望了,非要说的话,就希望自己能再勇敢一点,别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不要介意与外界的冲突,我总觉得如果能这样,似乎还是能拥有一些可能性。”
新专辑Hello!发售当天,一位乐迷朋友率先拿到了实体专辑,在乐队微信群里,发了一段开箱直播——把专辑外包装一点点撕开,拿出唱片,反复摩挲,自言自语着:“你们看呀,这是达达乐队的新专辑,银色的封面多漂亮啊。欸,这个小鸭子怎么是倒着的?好可爱。”
视频另一端的彭坦,早已泪流满面:“其实在专辑制作时,我早已看了不下千百遍,可看到歌迷做这样的视频,仍感觉特别激动,鼻子就开始发酸,哗一下就哭了,哎,我一个大老爷们,总是说哭就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