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现实生活是我最有热情琢磨的一件事儿-全球报道

石一枫:现实生活是我最有热情琢磨的一件事儿-全球报道

10月26日,在朝内大街166号,作家石一枫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分享了他新近的创作心得。秋色已经很绚烂了,彩叶从树上飘落,在风中飞扬。穿过很有些年岁的老楼,踩着楼梯三拐两绕,进到摆设老式的办公室,那些历经40多年的桌椅门窗很容易把人带进上个世纪。然而往来的年轻人,有的是静雅文气系列,有的是滑板少年范儿,古早与鲜活在这里交织碰撞,气场独特。

近几年,在创作上非常活跃的鲁奖作家石一枫,凭借多而影响较大的作品,呈现出了一种探索者和多面手的创作姿态。11月初,石一枫长篇力作《入魂枪》全新面世,讲述了一段关于电子游戏竞技的传奇故事,而此前不久,他刚出版了长篇《漂洋过海来送你》,小说将北京胡同里的原住民嵌入世界。

石一枫说一口北京话,语速也快。听石一枫说话,能明显感受到生活的气息,在谈笑间还有不失纯真的神采,如同看他的小说,不以炫目的技巧示人,里边有着日常细节的笃定,饶有风趣。


(资料图片)

架空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它架空了,我关心它干吗呀

北青报:长篇小说《入魂枪》写的是电子游戏的主题,比较新鲜,创作缘起是什么?

石一枫:对于今天的一些人来说,玩电子游戏已经是生活里很常规的一件事儿了,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我知道有不少人每天都有固定的一块时间放在电游上面。我从任天堂开始玩,还玩过最早那种只能用电脑玩的游戏,后来也玩手游,还有Switch游戏机。有人管的时候天天想玩,现在岁数大了,没人管了,也没那么入迷了。

电子游戏本身就是一部发展史,而写长篇小说有一个意义,就是把某一个范畴里边的历史,或者说把某一个类型的历史给梳理、记录下来,我想那就写一个关于游戏发展的历史。从2000年、2018年反复切换着写,能不能把一个行当的前世今生,把险些成为职业电竞的一代人的生活状态写进去,也是个考验。

为什么在小说里抽离出来电竞选手这么一个小群体?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电竞选手,玩儿得越好的就是越玩物丧志,现在电竞本身是一个职业,而且电竞选手还是职业比赛运动员。最早玩电子游戏那些人现在已经五十来岁,基本上不大可能变成电竞选手了,我写的就是第一拨人的故事,被时代隔过去的那些人。

北青报:听起来,小说里也会直面一些“社会问题”吧。

石一枫:想写一篇“社会问题”小说,这也是我构思作品的最初想法。游戏或网络成瘾已被视为青少年成长的一大障碍,而事实上,随着技术门槛的降低,捧着手机废寝忘食的中老年人也比比皆是。如果将其视为精神空虚的表象,那么谁比谁空虚还真不好说。非常巧,我这一代人可说目睹了它的全程。我还记得上大学时跟着宿舍里的几个“娱乐之鬼”流窜到网吧去刷夜,真有哥们儿玩儿到呕吐的地步也不下线,也相信每个同龄人的记忆中都有那么一两个被游戏“耽误了”的朋友——现在想来,他们究竟是被游戏耽误了投身现实,还是被现实耽误了只得投身游戏,也不好说。

不妨试想,当我们咬定游戏中的成败是虚假的、暂时的,又哪儿来的自信咬定自己在现实中孜孜以求的就是真实的、永恒的呢?庄生晓梦迷蝴蝶,有科学家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概率微乎其微,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需要探讨的也是一个哲学的、认识论的问题。再具体到“人”,我们在“利害”“真假”之外,也不得不考虑“是非”。虚拟现实的公道是否有可能亲手创造?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时至今日仍然一发入魂,而我所写的也许只是网络时代的斯巴达克斯。

北青报:这次写作还是遵循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

石一枫:对,肯定有现实主义手法,有社会分析、历史分析,以及对现实做思考。

我觉得好的现实主义吸引人。比如说好的电影,它一定会永远有一个类型存在,就是现实剧。像《傲骨贤妻》,它里面一定是有关注现实问题的风格。文学也是,我觉得通过小说来反思现实生活,它天生具有可读性。现实生活是我们最有热情琢磨的一件事儿,人有热情琢磨这件事,那它就是吸引人。架空的东西对我来说反而没有意义,它架空了,我关心它干吗呀?

跟前辈写北京是有区别的,因为这个城市够大了之后,丰富性本身也就多了

北青报:你的另一部长篇《漂洋过海来送你》刚出版不久,今年又连续推出两部小说,感觉你写小说很轻松,就像玩游戏似的。

石一枫:写作和出版有一定的时间周期,只不过这两本碰巧前后脚出来。对我来说,写作现在已经变成了固定的工作,真的就是习惯。我的工作就两件事,一个是看字,一个是写字,看字就是看看人家写的东西,写字就是自个儿写写小说,我每天都写一点,没什么仪式感。写起来有的时候顺,有的时候不顺。顺与不顺,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感触、观察生活够不够深入,所谓“观察生活、体会生活”。还有就是能不能从观察里边有点自己的新发现、新想法,如果有,那种兴奋就会被调动起来,也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多少是有点价值。如果没有,想说的是前人都已经说烂了的,就会觉得这事儿没意思,那就会越写越沮丧。

比如写《漂洋过海来送你》的时候,有一个兴奋点就是写北京这个地方,因为以前写北京基本上就是把北京当做一个国内的城市,然后尽量地写出这个城市和其他地方的区别,以前都是这样的一个写法。这个故事我是2020年写完的,放在一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北京,我尝试的是北京和整个世界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连通,这样写北京的一个面貌,跟前辈写北京是有区别的,我能写出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了,那当然是兴奋了。

北青报:你早期作品里那种“北京味儿”特别强,比如《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后面的作品“北京味儿”好像没那么浓了。

石一枫:这些东西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我的生活轨迹就是我写的东西。比如我上高中的时候,身边基本上都是北京的原住民,后来工作之后,原住民变得特别少,反而变成稀缺的了。工作的圈子变了,生活里的原住民也越来越少了,反映这一段题材的气息就会变。比如说现在让我写一个我童年的记忆,或者写一个我学生时代的记忆,那北京味儿可能还是很浓,比如我写那豆一家,那豆的童年、少年,那些人全是北京人,北京味儿自然就出来了,但是如果写上大学以后的经历,北京原住民的比例变低了,写一嘴北京味儿,那是假的。

北青报:有读者评论《漂洋过海来送你》是新京味儿,语言地道;也有读者说个性突出,耳目一新。

石一枫:这一点我觉得跟城市体量有关,应该说这就是时代的变化,一写北京就钻胡同那种写法,它只是在老舍那个时代有效。那个时候北京除了胡同也没什么别的地儿。有时候做一下地理研究,刘恒跟王朔写的北京就开阔很多,扩展到了今天的三环路周围,其实王朔以前就做过区分,说他写的是新北京,以前写的都是胡同里边的老北京。王朔聊的新北京主要是机关大院,因为机关大院是后进北京的人,王朔写北京的时候城市规模还没那么大,现在五环路、六环路都已经变成城区了,区跟区、区域跟区域之间的气氛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城市体量一旦大了,它的区别就大了。有时候写一个东西,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发生在朝阳区,或者这个东西发生在海淀区,会有这样的地理上的分别,比如朝阳跟海淀就完全不一样,东城跟原来的老崇文又不一样,这个城市够大了之后,丰富性本身也就多了,写的时候就得注意它内部的差别了。

对生活的热情,对生活的兴趣,是最重要的

北青报:你写那豆一家人活灵活现,就像从东四胡同里走出来的。你平时喜欢去胡同里转转,积累一下素材?

石一枫:没刻意积累,上班的时候吃完中午饭,不太忙的时候我就愿意出去溜达,要不到胡同里边去溜达,要不到东四那边买点吃的,我遛弯儿的时候没想过为了写点什么,我不是采风,我这就是消食。我们单位在这儿,我只能在这儿溜达,这边的胡同保护得好,你在人家胡同里边溜达,就知道人家怎么过日子了。

北青报:相当于体验生活了。

石一枫:生活就是体验,不会刻意地去体验。我一直觉得体验那个事儿不是特别靠谱,是得真的关心这事儿。因为刻意地去体验,或者组织去体验,往往是不关心。我觉得体验生活本质上没什么重要,关键是你是不是对生活的某一块感兴趣。对生活的热情,对生活的兴趣,对我是最重要的。

北青报:生活环境变大变复杂了,你是怎么保持北京话口语化表达的语感的?

石一枫:怎么说话尽量就怎么写,基本上传统意义上的京味作家都有这个特点。北京话其实跟我们现在文学的书面语还是比较接近,这点应该还是占了便宜,写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翻译的过程,比如说广东人很难做到口语书面语统一,还真得自己给自己做翻译,但是北京人不用。

北青报:同样是大院子弟,都写京味小说,以前人家叫你“小王朔”,后来这种声音变少了。对你来说,你会介意这种标签化的东西吗?

石一枫:没什么,这是人家的方便。你要说关注一样的东西,你就得实现写作眼光的那个突破,这就是靠作品一步一步地去自己探索。本身写的东西跟人有区别,而且我还是比较坚持捕捉当下生活,可能是捕捉的东西已经跟王朔有不一样的地方了,人家自然就会发现你跟他不一样。

北青报:捕捉当下生活,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

石一枫:话说回来,表达过去与当下都有难度。表现当下生活的一个难度,我觉得就是考验人的思考力,人总是想过去的事想得更有条理,而且可以借用前人的智慧。但是当下的东西往往是蒙的,只有感性的认识,没有什么理性认识,从没有条理里边自己找出条理来,这个是写作当下最难的地方,也是考验思考力的东西。

北青报:坚持捕捉当下,这也是你写作的驱动力之一吧?

石一枫:那肯定是。如果能从没条理里发现一点儿条理,就会比较激动,因为这经常是没有人发现的。说实在的,过去的事多么大的发现,都是小发现,因为它只是前人诸多发现里面的一个发现。但是眼前的事多么小的发现,其实都是大发现,因为没有人发现过。所谓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其实我觉得现实主义文学就得有很多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也就没这点价值了。

以前提得最多的是文学有宣传的能力,文学的宣传能力未见得比电视剧、科教片强。文学有批判的价值,那个就是有良心说真话呗。我觉得文学的这些价值、意义,它可贵,但不只属于文学,但就是这种从生活里面找出心得、找出新条理,往往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未见得有这么强的敏感性,但是文学有这么强的敏感性。

作者跟读者要构成有效交流,要强调跟读者的精神交流

北青报:你的写作方法是什么?比如写长篇时怎么搭建架构、设计人物?你觉得写作中最难突破的是什么?

石一枫:写作得琢磨。最直观的当然就是出门儿上街琢磨生活,最难突破的恐怕还就是对人物。中篇小说其实吃透两三个人物就够完成这个故事了,但是长篇小说涉及的人物比较多,每个人物都得吃透,有时候得琢磨琢磨,主要还是吃人物,尤其是不熟悉的人物很难写。

怎么把不熟悉的人物变得熟悉?主要是通过做材料,然后就是收集素材,有的时候是偶然的一个契机,通过主动观察也多少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写海外工人那个群体,还真就是有一次出去开会的时候,建立了熟悉感,当时我是去中东开会,飞机上很多是去埃及的劳工。这就不像出去经常碰见的白白净净的商务人士,在经济舱跟很多修路搭桥的劳工坐在一块儿,那个形象一下就能建立起来,你再塑造那个人,就相信他是真的了。

北青报:写作对你来说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石一枫:从事写作,永远在生活里边捕捉新发现,然后自己产生新观念,我觉得生活会变得有意思,其实还是看待生活的眼光、情绪都不一样,就是有了看待生活、分析生活和反思生活的能力,脑子里边那些想法和观念不是别人分给你的。如果说脑子里都是别人嚼剩下的口香糖,自己觉得可能挺有劲的,但是别人可能觉得你挺悲哀的,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也很悲哀。

北青报:此前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已经和影视公司签约,你自己会尝试做编剧吗?

石一枫:我自己就还是写小说,尽量不做编剧,那是人家的事,我觉得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吧。

北青报:文学承担着精神引领的功能,你跟读者通常会有什么样的互动?

石一枫:当然我们要立德立言,肯定是用先进的思想鼓舞人。但其实鼓舞的前提是要交流,就是你的精神和人家的精神是能够构成交流的,而不是说你去宣讲什么,那个不是文学的传播方式,也不是文学的接受方式。我觉得作者跟读者要构成有效交流,还是要强调跟读者的精神交流。

作为作者,不可能不在意读者的反应,而且也应该在意,还得总结经验承前启后呢。一个作品出来之后,除了业内的专业交流,就是面对读者的各种反馈。文学圈的朋友肯定经常有业务上的建议。和读者线上交流,或者说不是干这行的朋友,看完之后就会谈他的想法,这本身也是交流。我也会知道写的哪儿好哪儿不好,然后也知道这个东西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北青报:未来你的创作方向会是什么,感觉你很生活,会写个关于美食的作品吗?

石一枫:也有可能,北京吃的种类太多了,本身我也爱吃。我基本上现在最关注的还是社会生活,起码最近还会在现实的范围里边考虑写作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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