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顾嘉辉：让传统变成流行，造就了港乐时代

顾嘉辉。 图/视觉中国

吸收粤曲与西方电子乐元素，成就港乐“第一阶段”

在粤语歌领域，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辉黄”组合（顾嘉辉、黄霑）与许冠杰、罗文等人擎起大旗，又有郑国江、谭咏麟、张国荣和梅艳芳等人相继加入，在那之后，则是“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的时代。进入新世纪，粤语歌又进入第三个阶段，陈奕迅、容祖儿和杨千嬅等人总有一首歌可以道破乐迷心境。

在这三个历史阶段，粤语歌呈现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四大天王”时代，香港唱片业高度繁荣，创作人供不应求，舶来品越来越多，“日本作曲+粤语填词”或是“台湾作曲+粤语填词”成为主流运作。加上商业化的驱动，情歌成为市场主流，是名副其实的“情歌时代”，填词人的作用极为突出。

进入新世纪后，港乐填词人继续承担重任，甚至比“四大天王”时代更为出彩，题材也更为广泛，开始关注各种社会议题。香港本土原创作曲也实现崛起，虽然这种崛起是被迫的（唱片业限于成本，外购版权减少）。但音乐人的集体努力，在全球唱片业遭遇网络时代冲击、日渐衰落的大趋势下，仍然无力回天。

相比之下，以“辉黄”组合为代表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是港乐史上最为特殊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港乐虽然也有不少外购版权的舶来品（尤其是日本），但原创为主流；词曲作者在题材上尝试更为广泛，不似“四大天王”的“情歌时代”；港乐创作与影视剧的崛起同步，诞生无数经典配乐，也因为影视与歌曲合成的氛围感，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个唱片业十分红火而且充满希望的时代，投资者不但肯投资，而且因为前景看好，敢于追加投资。

也就是说，这个港乐的“第一阶段”，兼容了“四大天王”时代和新世纪时代的优点，却又没有后两者的缺点和所面对的艰难。

更难能可贵的是，顾嘉辉、黄霑、卢国沾、许冠杰、郑国江和罗文等音乐人，并未辜负那个时代，他们博采众家之长，一方面在传统诗词和乐曲中汲取养分，一方面在地域性的粤曲中吸收精华，此外还大量使用西方电子乐元素，成功造就了一个既具深度又有足够传播性的港乐时代。

《啼笑因缘》一改粤语歌固有印象

在上世纪60年代和之前的香港，人们曾有一个误解：粤语歌上不了台面，用来填词不好听。虽然粤语歌也曾有过周聪等人的尽力推动，并留下不少名作，但始终无法改变这种成见。

直至1974年，王晶的父亲王天林执导TVB剧集《啼笑因缘》，邀请顾嘉辉创作主题曲。顾嘉辉另辟蹊径，决定与填词者叶绍德、演唱者仙杜拉合作一首粤语歌，结果传唱一时。这首《啼笑因缘》也与许冠杰的《鬼马双星》一起，被视为粤语流行曲的发端，极具里程碑意义。

当年对粤语歌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粤语中有太多俚语，也不如普通话庄重，被视为“不够雅”。尤其是早期粤语歌多为俚俗小调，远不及普通话歌大气，也不如英文歌时髦，更是让香港社会有了这样的固有观念。但人们忽视了粤语和古汉语的密切联系，也忽视了粤语自身的优势。至于“雅”，大俗与大雅原本就在一线之间，关键在于词曲作者。

作为一门古老语言，粤语中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的发音和用词，本身就有“雅”的底子。唐朝诗人张籍曾有“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的诗句，南方方言保留的古汉语成分更多。

此外，粤语和普通话的音调有着巨大差别。普通话只有四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与去声。粤语则有九个音调，即阴平、阴上、阴去、阳平、阳上、阳去、阴入、中入与阳入，听起来更为抑扬顿挫，表达更为丰富，也更具扩展空间。最重要的是，粤语保留了入声，这是一个在普通话乃至北方方言中几乎完全消失的声调，仅见于南方方言。所谓入声，即发音短促、以爆破音结尾，它可以起到铿锵有力、增加节奏感和情感的作用。如曹植的《七步诗》，如今用普通话阅读时已经不押韵，“汁”、“泣”与“急”也读来平淡，但在粤语中，三个字都是入声，短促有力，悲壮感立刻迸发。

当年《啼笑因缘》之所以让人一改对粤语歌的固有印象，就与“莫叹失意百感生，难求遂寸心，赤丝千里早已系足里，缘分天赐不必怨愤”的歌词有关。但如果将之全部归功于歌词，显然低估了顾嘉辉的作用。

顾嘉辉在这首歌中做了极其精心的铺排，歌曲看似颇具古风，实际上骨子里是原汁原味的欧美流行曲编曲模式，但又以中国传统乐器二胡和月琴作为主奏乐器进行搭配。

少不了的还有粤曲元素。作为广府文化的代表，粤曲在香港一直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最可贵的是，从上世纪初开始，香港社会就自觉担当了对粤曲的传承和保护。即使到了今天，粤曲在香港仍然有着足够多的拥趸，也是流行文化汲取养分的重要土壤，它对遣词造句、音韵协律的追求，深刻影响了港乐。

为粤语流行曲建立“先曲后词”的传统

顾嘉辉创作《啼笑因缘》的巨大意义，还在于他为粤语流行曲建立了一套创作范式，这套范式的核心就是“先曲后词”的传统。

相比只有四个声调的普通话，有九个声调的粤语如果采用“先词后曲”的方式，那么因为迁就旋律而改变字音的情况就会更多，听起来就会非常奇怪。所以，“先曲后词”成为固定模式。

顾嘉辉对粤语歌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先曲后词的模式下，他为一位位填词人提供了一首首充满想象空间的曲子。

1978年，甄妮推出首张个人粤语专辑《奋斗》，前两个月就卖出25万张。美国权威音乐杂志Billboard也在此时开始关注粤语歌，并以“Cantopop”这一专用名词来称呼粤语流行曲。主打歌《奋斗》是“辉黄”组合所创作，顾嘉辉的曲子大气中自带励志感，甚至可以视为《狮子山下》的“前传”，黄霑也正是在这首曲子的感染之下，填出“同我两手相牵，发千分热千分光，燃亮着我的爱，为你照前方，同你披荆斩棘，为你冲破前途路障，献出千般爱心与痴情，一切都奉上”的经典歌词。

这种想象空间，在1980年的《上海滩》中体现最为明显。在电视台催促之下，先是由顾嘉辉花了几天时间作曲，然后直接在电话里哼出歌曲小调，其后由黄霑利用上厕所的20分钟创作歌词，一首主题曲就这样匆匆诞生，却成就了华语乐坛的经典。若无顾嘉辉的大气曲风，又怎会有“浪奔浪流”？

顾嘉辉的作曲风格是典型的“香港制造”。他融合了中西音乐风格，既有中国传统的一面，又通过海外学习的经历，借鉴了西洋曲风和乐器，同时受传统粤曲影响极深。在他身处的时代，香港恰恰能为他提供这种文化碰撞交融的土壤。这方面的受益者并非只有顾嘉辉一人，而是整个香港乐坛。正如有人所总结：“旋律的地方性是香港人文化身份的港味，区别于上海时代曲的江南风格，又不是纯粹岭南广府南音的悲情调式，而是五音为主的七声性，夹杂着欧美和东洋曲风。这些在西洋乐器的伴奏中得到加强，有乐队演奏技术和音色对歌唱的共时性加持，挣脱了传统音乐的粗粝，蜕变出一种属于城市节奏的声音。”

在《沧海一声笑》的编曲中，顾嘉辉运用了中国传统乐器二胡、古筝和大鼓，也用了西洋电子乐器，当然，还少不了契合原著的箫笛合作。也正是这样的混搭，让“浮沉随浪，只记今朝”和“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的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

相比后来充满堆砌、看似优雅实则做作的“国风”填词，顾嘉辉身处的时代，有太多真真正正的古风，“射雕三部曲”便是典型例子。TVB的射雕三部曲，12首歌曲全部出自顾嘉辉之手，歌曲旋律一响起，许多人便会自动脑补黄日华饰演的郭靖在月下弯弓射箭的经典画面。

又如罗文的《小李飞刀》，顾嘉辉的作曲和编曲悠扬中带洒脱，哀而不伤，让卢国沾填出“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挥刀剑断盟约，相识注定成大错”这种契合原著也契合电视剧剧情的歌词。

再说说对港人影响最大的《狮子山下》，黄霑曾说这首歌是首行货，绝非用心佳作。可当初的系列剧《狮子山下》，讲述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的底层生活，铁皮棚和公屋里的点点滴滴，就此因缘际会，触动港人，才有“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才有“不朽香江名句”的期待，这也正是顾嘉辉那一代音乐人的情怀所系。

撰文/叶克飞（专栏作家）

编辑 吴龙珍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