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邻居 后来的启示者
【资料图】苏新平 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听到吕胜中先生去世的噩耗，十分震惊！近期听到他身体欠佳的信息，但没想到走得如此突然，令我难以接受。震惊之余，头脑中不断出现他的音容笑貌和过往的点点滴滴。
我与吕胜中是上下届研究生同学，他比我高两届。我留校任教后，与他同住王府井校园4号校职工宿舍。我们两家的房间是斜对门，我们属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泛泛之交。1988年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展，让我很震撼，我对他的关注多了起来，我们之间的交往开始不一样了。他的艺术思想以及借用民间艺术进行语言转换的独特性方法和当代性呈现，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启示作用。
2003年后，我们俩分别担任了实验艺术系和版画系主任，我们的交往比以往更加密切了。十多年来，令我感触特别深刻的是他对教育的热爱，尤其是他对创建实验艺术学科的投入，着实让我敬佩。无论是教学思想、专业设置、课程编排都体现出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格局、学术定力及学术标准。他在教育和艺术上取得的成就，赢得了不仅是我，还有广大师生和艺术界同行的普遍尊敬。
今天，吕胜中先生离开了我们，令我们深感痛惜。我们在缅怀的同时，不能忘记他做人的品质，他为人处事的真诚、直率，他对学术的操守，他鲜活的艺术思想，独特的语言方式。吕胜中先生的艺术成就和教学遗产，必将成为我们受益的宝贵财富。
2022年10月28日
同行、同窗 兄长、师友
艾安 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特聘教授
吕胜中老师的烟瘾很大，闲坐下来会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同时，伴着他特有的、带着浓郁山东味道的话语，苦口婆心地给他的学生们提出一个又一个创作和生活的建议，声音洪亮、情真意切……这是我对吕老师最早的记忆。彼时，我在民间美术系大专班代课。那是1990年末，刚毕业的我，为找工作，如无头苍蝇般团团乱转，去处没着落，收入零，每天在校尉五号出出进进。一天，在老美院校园里的那块巴掌大的球场上，我遇见了吕胜中老师。聊天中，吕老师知道了我的近况，他思考片刻，用没得商量的口气说，来给我的学生们上课吧。就这样，我来到当时位于旧辅仁大学的课堂，开始面对大部分都比我年长的民间美术大专班的学生，开讲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堂专业课程。
实际上，我和吕老师有很相似的经历，年轻时都在部队当兵，从事着相同的工作：电影放映员。1984年，吕老师入美院读民间美术研究生，我则在1986年考入连年系（后更名为民间美术系）入读连环画专业，至1987年吕老师研究生毕业，我们还有过一年的同窗缘分。也因为此，我们这拨老同学，私底下还经常会亲切地称呼他“老吕”。这也是我们亦师亦友、兄长加师友关系的开始。1987年，吕老师在我们民美系的04画室，创作完成了他的毕业作品：《生命——瞬间与永恒》，作为本科一年级新生，我目睹了他在一幅超长超大的画布上，用鲜明的色彩和独特的造型，完成了他艺术人生中的处女作。两年之后的1988年，他在中国美术馆的第一个个展，将他的剪纸小红人推向了世界。至此，他的艺术开始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吕老师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用同班同学黄勇拟就的挽联，寄托我和民美系86班全体同学的哀思：小红人看世界，界已无界；大山水揽胜中，中归其中——吕先生千古！
2022年10月28日零时
守候，直到最后一刻
冯梦波 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副院长
1988年10月，吕胜中和徐冰二位先生在中国美术馆的双个展，对正在美院读书的我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吕先生对于民间美术的挚爱和深刻理解，令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中独树一帜，气势恢宏又精妙耐品。先生对于艺术教育的满腔热情和卓越贡献，是他留给中央美院及美术界的宝贵遗产。昨天下午，在吕先生的弥留之际，我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守候在急诊室外，脑海中默默地回放着先生的音容笑貌和他精彩的作品，直到最后一刻。吕胜中先生千古。
2022年10月27日
两三点雨山前
邬建安 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副院长
吕老师抽很多烟，坐在电脑前面尤其抽得多，以至于他的电脑被烟油熏得好像历尽沧桑的文物。可老师又常常把烟点着后，就那么用手掐着，全神贯注在屏幕上，可能一根烟也嘬不上两口就燃尽了。一次，我眼看着他把烟拿反了，烟头太久没吸，灭了，他拿起火机想把它再点着，却烧到了海绵过滤嘴，嘬了半天不出烟，才发现是把烟拿反了。他看我在一边偷笑，突然也笑了，“记着你老师的吧，哈哈哈。”
实验艺术在美院2005年开办的时候，只是一个挂靠在油画系下面的工作室，那时只有一间从基础部借来的仓库，临时做教室用。其实也只有半间能用，另外那半间还堆着牛骨头、模特架等各种基础部的教具。一年后，设计学院搬家，五号楼二层腾出来好多间教室，我们终于有房了，实验艺术工作室也改名“实验艺术系（筹）”。那个分房的暑假，我们都高兴坏了，感觉一个能够大展拳脚的世界，正张开双臂拥抱我们。拿到钥匙第二天的中午，我莫名地想去看看新房子，就跑去了教学楼。第一间房的门没锁，我推开门，惊奇地发现吕老师正坐在沙发上出神。听到我进来，他转过头看向我，什么也没说突然笑了，我也笑了。吕老师的笑容说了很多很多，那笑容也印在了我所有关于实验艺术初创时期的记忆之上。那时的吕老师五十四岁。
今天凌晨在多伦多的旅店里被胃疼弄醒，看了看表，五点钟。点亮手机，看到於飞发给我的一句话：吕老师走了。前个星期听小黑告诉我吕老师住院抢救，总觉得一定会好转：他是那么有能量的人，不会的。当“吕老师走了”简单的几个字传来，我想狠狠地喊“不接受”，我们都不接受，人就永不会走，不能出叛徒！最讨厌什么“逝者”“节哀”，都是叛徒用的词，他们屈服了！他们屈服于医院的诊断书，屈服于民俗设计的一连串把人搞到筋疲力尽的仪式，只为证明人走了。为什么要做这种证明？！为什么呢！
我眼前，那位在掌声中抱拳行礼的大师，那位坐在空空荡荡教室里，扭过头笑起来的老师，他永不会走，他就站在那里，他就坐在那里，笑着，什么也没有说。
2022年10月27日
本文节选自邬建安《两三点雨山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