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云龙
录制一档电视辩论节目,有关文化遗迹要不要保护的一个话题,编导盛情邀请到本地一位作家走进演播室。因为编导跟他约定到场的时间比其他辩论嘉宾早了半个小时,加之节目正式录制又稍稍推迟了一点,就在编导们忙得脚底生风的时刻,大作家突然有失风度地冲出候播室,嚷嚷着拂袖而去。
恕我不才,文学作品关注得不多,那位作家的名字都没怎么听过,但是,相信他老先生的脾气一定是“著名”的,节目组前前后后录制节目500多档,还没有遇见这样的意外状况。编导赶紧追出去向作家解释,请他早点到场,只因为彼此第一次合作,而且作家在节目中将以当事人的角色出场,戏份很多,编导希望做更为充分的沟通,免得辩论现场出现意外。而辩论嘉宾已经是老面孔了,稿本也已经先期送达他们的邮箱。那位作家怎么也听不进去解释,认为是编导不上路子,看低了他的能力,所以不再愿意“奉陪到底”。
录制中断之后,笔者一直在反思,由己及人:编导,首先在操作上有不到位的地方。不过,大作家似乎也应该谅解年轻人的草率,他们是和作家的儿女差不多年龄的八零后。电视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个环节都有应急预案,某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影响整个节目的录制。当期节目录制的推迟,就是因为摄像岗到位不及时,其中当然有内部管理的问题,可是,见多识广、大人大量的作家是不是应该宽容一些?这不是编导的错,何必将怨气发泄到编导头上,他们有时也是憋屈难言。
听过一则笑话,某太太经常训斥女佣,有一天,丈夫实在看不下去,便去安慰女佣:“你不要生气,我和你都是一样的命运!”女佣笑笑说:“先生,你哪能和我一样?我可以说‘明天起不干了’,你敢说吗?”——大作家可以愤愤然对编导说“我不录了”,年轻的编导能够因为某个岗位配合不好也说“我不录了”?
美国专栏作家艾比盖尔·范·巴伦说过,衡量一个人品格的最佳尺度,是看他怎么对待无利益相关方,看他怎样对待无还手之力者。我的理解是,考察一个人真实的人品,要看他怎么对待比自己强势的人,同时要看他怎么对待比自己弱势的人。那位作家对上级领导、对比他有名的人是什么态度,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但看他对待年轻编导的那个态度,足以看出他做人的一些底色。
不宽容的作家,倒是给年轻的编导上了如何宽容别人的一课。微信上有个段子说,我们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豆浆比茅台重要；窝头比蛋糕重要；走路比开车重要；快乐比业绩重要；运动比按摩重要；聊天比麻将重要；宽容比美容重要……这个段子是提醒老年人的,最后这句应该也适用于其他年龄段。事实上,那天辩论节目的录制比预期成功,因为在邀请到的观众中,有一位退休市民,他说得更精彩、更到位,这是给编导上的另一课了:寻找嘉宾时,其实不必过分依仗知名度、身份甚至外表,应该看重他对话题的理解。可是,我们有时还是太浮躁、太势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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