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展现给公众的，是一个多角度的形象。虽然外界有“杨澜是阳光文化形象大使而不是掌门人”的说法，杨澜说：她现在一半时间做主持，一半时间做管理。
做访谈节目至今，杨澜已经采访了200多个政界、经济界或文化界的名人。“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启发。
有的是人生故事有意思，有的是思想深刻——采访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采气’：从每个人身上，我都可以采到‘气’。”
杨澜坚持认为，自己从《正大综艺》的“出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转型。“90年代初中国还不是特别开放，《正大综艺》实际上是给国人介绍国外风土人情和知识的节目，严格说来是一个益智类的节目。
”从益智类的节目到深度访谈，杨澜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始终以文化为导向：“从家世背景到个人爱好，我的兴趣一直在文化方面，所以真的不存在什么大的跨越。”
杨澜承认《杨澜视线》是一个不成功但很重要的转型：“《杨澜视线》严格说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介绍美国百老汇和电影的幕后制作，当时忽略了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虽然介绍了一些美国电影的幕后特技，但中国观众根本看不到这些电影，同明星和幕后制作的情感联系不是很紧，自然也就不关心。”但后期的《杨澜视线》，就明显地具有了更后来的《杨澜访谈录》的影子，节目的主题转到了社会、经济方面，风格也与《杨澜访谈录》如出一辙。
杨澜曾经两访基辛格。“今年初我又访问了基辛格，想起自己1996年的采访，真是太小儿科了，问的问题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无一例外地在结尾希望人家对中国观众说几句话，你在外交事业中感到最骄傲的是什么等等：都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问的问题。
”6年以后的杨澜，同样是访问基辛格，问的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东战争）后，你也在中东有外交穿梭……”（因为访问时正值鲍威尔的中东之行），这样的问题具体、有针对性。这和“采访前做足了功课”有很大关系。采访前，杨澜阅读的是基辛格的主要外交著作等材料；采访后，基辛格对杨澜的采访是“AMAZING”（令人惊奇）。
《杨澜访谈录》的制片人郝亚兰说：“这个节目，实际上是对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双重倚重，是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碰撞交融。”杨澜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而有韧性的人”；这一点，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同。郝亚兰说：“坦白地讲，杨澜是这个制作组里最勤奋的人。
”事实上，杨澜不仅仅作为主持人出现在节目中，她对节目制作的参与是全方位的。“有时甚至是否需要一个反光板她都会提出建议；作为一个职业的主持人，她对节目的品质有很高的敏感度。”
我的风格是“绵里藏针”
曾经有评论说，杨澜是中国的华莱士。
但事实上，杨澜并不喜欢华莱士的主持风格：“他（有时）问问题显得有些生硬。”
杨澜认为自己向来的重点不在风格，而在内涵：“风格是你在具备一定内涵后才体现出来的东西。”
《杨澜访谈录》目前走的路线，是“温和的深刻型”。
提及当初节目制作组在风格取舍上的抉择，杨澜说：“到底是开着轰炸机把这块地都炸平，还是钻井取油？后来我们认为，深刻的问题也可以用一种温和的形式提出来。
对节目风格的取舍和杨澜的性格息息相关。“平时就不是一个凶巴巴的人嘛！”杨澜对自己的定位在她的每一次采访中都表现无遗。
《杨澜访谈录》采访龙永图时，杨澜问及中国加入WT0最后阶段协议时朱总理的两个让步，龙回答：“具体的就不要说了”，杨当即表示“没关系”。
但杨澜并不认为自己不尖锐。“采访吴基传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电信改革，是改革拉着你走，还是你拉着改革走？吴基传最先回避了这个问题，我后来又把他拉了回来，问他‘那刚才那个问题呢？’”
杨澜形容自己的主持风格：“绵里藏针”。
“观众要看的是内容，而不是两个人吵架。”
《杨澜访谈录》没有噱头，没有八卦；一律的开头和结尾，一样的穿插和解说。杨澜认为，这类深度访谈的节目形式应该相对稳定，没有必要像娱乐节目一样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
杨澜从来不认为采访有什么特别的诀窍，除了认真：“我不是每一次都有灵感，但我每一次都很认真。
”采访前做一大堆的研究，目的只有一个：“我必须了解我在说什么。”而一次成功的采访，最重要的是要让被采访者知道，你明白了他在说什么，而不是把一个问题扔给他，得到答案后又接着问采访提纲上的另一个问题。“毕竟，我不是采访的主角，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
杨澜的另一面
杨澜，一直希望采访对象的每一次自由发挥，都能带给普通人最大的启示。
不久前，杨澜到云南中甸采访，或许出现了高山反应，她懵懵懂懂地对随行人员说：“到高原后，食欲就不行了。
”但随后，她又自言自语：“哦，我已经吃了两个烤土豆、两个米饼了。“（当地人透露，一个米饼可以做一碗米线。）。
杨澜说：“我会一直做到观众不喜欢为止；他们不喜欢，我也不会硬跳到他们面前说：‘看我，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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