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危机预测先知”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似乎更愿意人们把他当作“一位值得尊重的经济学家”。在英语中，“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者”是同一个词，到了中国才有了阶层划分。
但一路“乌鸦嘴成真”的预测让人无法不重视其在当下危机中的言论。
1996年，克鲁格曼在其《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隔年就一语成谶；2000年他看淡美元，认为商品市场将出现长期牛市；2001年之后油价也应其预言一路飙升；这轮金融危机起源的美国房地产市场问题，其在2006年就曾经指出。
对经济学家而言，“猜对”一次就足以在业界安身立命。何况克鲁格曼又独自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早两年，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就多次寓言克鲁格曼将获得这一殊荣，今年才得到验证的原因是“克鲁格曼写文章可能得罪一些人”。现年55岁的克鲁格曼在28岁就名列顶级经济学家之列，38岁就获得了授予40岁以下杰出中青年学者的克拉克奖。
经济学界的“帕瓦罗蒂”
克鲁格曼对危机能够准确预测的背后，是其能够独立地、脱离常规思维冷静地看经济现象背后形成的原因；而独立和严谨的背后，是对经济学是“如此有趣”的放松心态。
克鲁格曼被誉为是凯恩斯以后最后的经济学家。
有个时髦的说法是，克鲁格曼走了一条和帕瓦罗蒂一样的路。据说帕瓦罗蒂之前的主业是厨师，“业余练练歌唱”不小心成了著名歌唱家。而克鲁格曼的更出名的是作为专栏作家，业务时间“研究经济学问题”却不小心得了经济学奖。
当然这不是事实，克鲁格曼自称是“声誉良好的经济学家”。他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任教授，早年则辗转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30岁以前就是终身教授。但克鲁格曼的另一面，确实是一直在“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让纽约的出租车司机都能讨论 “严肃的经济学问题”。现在他仍然为《纽约时报》长期写专栏，此前也是《财富》等杂志的专栏作家。而他流量巨大的博客，更是一周更新13次。
“这个世界现在所急需的，是基于充分认识的明智行为，而为了实现这样的行为，我们就必须以平实的方式表达思想，以便使得所有相关的大众都能理解，而不是只让那些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读得懂。”在《萧条经济的回归》最新版序中，克鲁格曼如是说。 “其实说到底，正规经济学中的方程式和图表，往往不过是用来帮助修建一座只是大厦的脚手架而已。”一旦大厦的修建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撤销那些脚手架，只留下通俗易懂的文字。
“假如我告诉你，日本正在遭受基础性失调之苦，因为日本国家调节式的增长模式导致了结构性僵化。那么我等于什么都没说。”克鲁格曼认为，如果能以“好玩的故事”说明日本的问题，可能能将很多读者的思路撞到另一条轨道上。“可能有人会发现，至少日本的一部分问题的确是可以用一种简单得令人惊讶的方法来解决。”
寻求“好玩”，是克鲁格曼成为“鬼才”的秘诀：那些总是正襟危坐、没有一丝怪念头的人，几乎从来不会提出新颖的洞见。“经济学上不会，其他方面也都不会。”事实证明，要弄明白那些新奇的现象，“你就必须愿意去把玩一些想法”。
这种“把玩”的心态，让克鲁格曼更轻松、更有创造力、更不受拘束、更独立思考地研究经济学。
1978年，克鲁格曼25岁。当时的他情绪低落，刚刚到耶鲁赴任不久。但在拜访了《宏观经济学》作者、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后，他写了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这篇文章是克鲁格曼敲开经济学权威大门的试金石，当年7月他在国民经济研究局暑期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时，人们从原来的互相交谈逐渐到了侧耳倾听。“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克鲁格曼说。同年他写了另一篇相当“好玩”的文章：模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货物以光速在国家之间运输的前提假设下，商品如何定价的问题。
甚至几次对经济恶化或者危机的成功预测，也是克鲁格曼基于对日常经济生活中有趣事情的“把玩”。 “1990年代末，我开始意识到可能会有经济危机。”克鲁格曼说，原因很简单，那段时间他发现，以前酒吧里的电视放的都是体育比赛，那个时候却都是经济新闻，“我觉得股民有问题了。”他说，当电视剧都开始谈论住宅、房价，或者宣称很多人通过买房挣了很多钱，就不正常了。“大众文化如果都体现出了对金融的热情的话，就意味着整体性的热情过度。”
对2000年前后.com泡沫破灭的预言，克鲁格曼用的只是“股价与交易量的关系”这样的简单指标，而在房地产市场上，则是房价与租赁价的比例。“如果比例超过历史平均水平太远，就意味着有泡沫”。
但是克鲁格曼对泡沫也有另一个经典的论断：在没有泡沫的世界里，增长来自于何方？“泡沫永远都会有，关键在于如何应对。”克鲁格曼说，2001年股票市场泡沫的破裂确实给经济带来了影响，但情况没有那么糟糕的原因，是“这个泡沫和技术投资过度相关”。尽管亏了钱，但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高科技成果。“房子就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了，这种泡沫就是邪恶的。”克鲁格曼说，金融业当中持有大量房地产相关资产头寸，这给其造成了重大冲击。而从某个角度来说，房地产市场相对于股票市场对经济的支撑力度更强，因此“这个泡沫的破裂将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2006年，克鲁格曼开始呼吁，应该关注美国房价潜在的暴涨暴跌风险。2006年9月这个泡沫开始破灭，2007年这件事情对经济的影响开始显现。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我完全可以说一些诸如为了人类的幸福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他没说，他给出的老实人答案是，“经济学是如此有趣。”
两次最大的失误
克鲁格曼称自己的预测准确率为54%，这在成功预测一次就了不起的经济学界，已经很高了，但他依然为自己犯过的两个错误的大预测而耿耿于怀。称克鲁格曼为“傻瓜”的人就是他自己。
政府角色的局限
在为美国在危机中犯下的错误辩护的同时，他对政府能够在危机救市中起到的有限作用提出了批评。
克鲁格曼对自己的判定是，“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他的观念里，政府是糟糕的经济管理人，“经济管理效率低下”。
2008年，克鲁格曼指责布什政府救市措施不力，应该厉行有关金融机构国有化以维护市场信心。其实小布什和此前执政的共和党人的所有政策，都是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以及自己的博客上著文批评的对象。
“愤青”克鲁格曼自认为是“一个合格的分析师，而不是一个称职的拍马屁师”。他认为自己不擅长在别人说傻话、说假话的时候保持沉默，“我这个性格不适合在政治圈生存，所以我还是回到了自己的经济学领域”。
但他对政府的评价仍耐人寻味。相比较于小布什政府，“这届政府就很不错”，理由是“我与奥巴马政府有经常的联系”，而“之前的布什政府根本不跟我沟通”。尽管前者“有时认为我对，有时认为我不对”，但比之布什政府的“完全不同意”，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了。克鲁格曼坦承奥巴马从来没有说过要招聘我进入白宫，“我自己表示不想去，但他们也没有要我去”。
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的第一页，他这么写道：“我生于1953年。与同辈人一样，我把自己成长于斯的美国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尽管克鲁格曼并不愿意被中国人看作是“狭隘的美国人”，但在关键时刻，他总要“为美国辩护两句”。
“尽管此次危机的震中在美国，但随着信息收集量越来越多，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不仅出现在美国，在欧洲也同样存在。”克鲁格曼说，“这就意味着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
克鲁格曼甚至认为，中国等新兴国家对美国长期存在大量外贸盈余，是美国人能够借中国人钱买房子的背后原因。美国人因为家庭负债过重而导致经济出现危机，中国人也该负点责任。“资本流入了中国的私营部门，但中国的央行通过购买大量外汇抵消了这种流入。”他认为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以及中国用大量的外汇储备购买回报率不高的美元债券”这些古怪的政策，美国正常项目赤字“不会那么大”。
对于这场首先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克鲁格曼也认为“美国已经采取了严肃的措施来激发内需”。尽管仍然不够，但“规模上已经很大了，没有其他发达国家出台了像美国这样的大规模激励措施”。
以美联储为例，传统意义上其持有的唯一资产只是短期国债，但是自危机以来，美联储已经大量买入了其他资产类别，比如房地美、房利美，还向AIG等大型金融机构注资。“可以看到美联储现在持有的资产规模已经从开始的8000亿增长到了2.3万亿”。尽管理论上美联储所持资产规模达到10万亿，其阻断破产、恢复信心的效果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但这不可能做到，”克鲁格曼认为，“这是政策的限制。”
